那么，《木兰辞》可不可能杜撰了一个唐朝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呢？宋代的文学家程大昌在《繁演露》中说：“乐府有木兰，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归，不受爵赏，人为作诗，然不著何代人，或者疑为寓言，然白乐天题木兰花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即来。又杜牧有题木兰庙云云，既有庙貌，又云曾作女即，则诚有其人矣！”明朝的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有相似的说法。他们都根据白居易和杜牧的诗句，不仅认定历史上实有木兰其人，而且认定木兰是唐代人，因为《木兰辞》在唐代尚无争议，唐代人对于唐代史实当然是了解的，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杜牧的祖父杜佑是修过《通典》的著名史官，杜牧的《题木兰庙》相去初唐只不过几代人，木兰的故事经由杜佑考证后再传给杜牧，事实应是可靠的，况且如果木兰的故事不是史实，为什么唐代众多的诗人对之竟毫无怀疑呢？这说明唐人非常熟悉木兰，木兰确系历史人物而并非虚构应是毋庸置疑的。
王羲之如何写就名篇《兰亭序》？
王羲之如何写就名篇《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为三大行书书法帖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其作者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年)，中国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7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12岁，为了练好书法，王羲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常常凝眉苦思，以至于废寝忘食。
王羲之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爱好，他非常喜爱鹅，因为他觉得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山阴地方有一个道士，他想要王羲之给他写一卷《道德经》。可是他知道王羲之是不肯轻易替人抄写经书的。后来，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特地养了一群品种好的鹅。王羲之听说道士家有好鹅，真的跑去看了。当他走近那道士屋旁，正见到河里有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游着，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招人喜爱。王羲之在河边看着，简直舍不得离开，就派人去找道士，要求把这群鹅卖给他。那道士笑着说：“既然王公这样喜爱，就用不着破费，我把这群鹅全部送您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替我写一卷经。”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给道士抄写了一卷经，那群鹅就被王羲之带回去了。
对书法的痴迷，终于使王羲之成为一代大书法家。他学习别人的书法，但又不拘泥于别人的书法之中，而是善于创新，富有创造，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书法家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当时的大书法家庚翼见人们竞相学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像“野鹜”一样，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后来庚翼见到王羲之给庚亮回信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庚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
东晋时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在王羲之去世前8年，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并饮酒作诗。做完诗后，大家将当日所做的37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这时众家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序文共28行，324字。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
到了第二天，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些不相信，一连重书几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华。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兰亭序》中有20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随葬，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价说：“飘若游云，矫苔惊蛇。”
王羲之的草书作品无论在用笔上，还是在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称赞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多面的，无论是书体还是技法，他都是集大成而穷变化，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帖》、《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唐人双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24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帖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兰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内？
《兰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内？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奉为“书圣”。据说，宋代大学者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20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就是这样一幅无价之宝，现今流传的却是唐代及其后的临摹本，那么，真迹何在？是已经在战火中焚毁还是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里？
《兰亭序》真迹在世上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李世民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文字，尤其喜爱王羲之的笔墨，吩咐下人在天下广为搜寻。每每得一真迹，便视若珍宝，兴致来时临摹揣度，体会其笔法兴意，领略其天然韵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却。不仅如此，他还倡导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王羲之的真迹。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虽然收藏王羲之墨迹不少，其中也有《兰亭序》，但始终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本。一国君主，却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珍品，太宗每一想到此，便显得闷闷不乐。
后来，经过查访才知道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据《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辨才处，三次召见，辨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萧翼回到长安后。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辨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唐末五代之时，天下大乱，后梁耀州节度史温韬，乘机大掘唐帝诸陵，搜罗财宝，时人号其为“劫陵贼”。史籍记载：“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至宋朝元丰年间，这件国宝一度再现，有人持帖，并有一异石，名曰“织女支机石”，自称皆出昭陵。旋即不知何人购去，千古宝物，就此从世间消失。
但也有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藏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故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还有一种说法是《兰亭序》没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唐太宗死时，并没有提出要将《兰亭序》随葬，而是将《兰亭序》交给了同样喜爱笔墨丹青的李治。李治多病，临终前，他在病榻上遗诏，把生前喜欢的字画随葬。因此，在《兰亭序》失传之后，就有人怀疑《兰亭序》并非随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兰亭序》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时复入御府。
《兰亭序》真迹的下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也成了一个历史文化之谜。也许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我们才知道《兰亭序》是否已经真的不知所终了吧！
陶渊明隐居是自愿还是迫于无奈？
陶渊明隐居是自愿还是迫于无奈？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他有首《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古今传诵、流芳百世的饮酒之歌，刻画了一个远离世俗的人间仙境，让我们不自觉地从尘世的喧嚣之中摆脱出来，从中得到内心的宁静。我们不禁会问陶渊明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美的诗歌？他有什么样的奇特经历呢？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陶渊明9岁丧父后，家庭衰微，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里藏书甚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太元七年(382年)，陶渊明18岁时，前去投奔父亲生前的挚友谢玄。谢玄其时正担任兖州刺史要职。他热情地款待了陶渊明，并让陶渊明与其子谢焕一起读书习武，准备过段时间正式起用陶渊明。不料，不久陶渊明就接到家中来信，说母体欠安，嘱其速回。陶渊明回家不久，谢玄就因当时专权的皇族会稽王司马道子等人的猜忌和攻击，抑郁成疾，溘然长逝。陶渊明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不知所措，于是天天借酒浇愁。慢慢地，陶渊明嗜酒成瘾，每次喝酒总是一醉方休。喝醉后，他就坐在宅树之下或吟诗作赋，或放声长啸，常年如此，遂成癖好。陶渊明喜好饮酒，他直接写酒的诗有二十余首，但是他并未嗜酒如命，反而是“饮而不乱”。后世形容人对某种事物的极端喜爱迷恋程度，用的就是“陶（渊明之）醉”一词，也都证明他对酒的好饮，止于陶醉而已。他所留下与酒有关的故事，也可以见证他在醉与醒之间的分寸。
陶渊明不只爱酒，更爱菊花。陶渊明的前妻陈氏，知书达礼，温柔贤淑，她与陶渊明结婚六年，育有四子，由于生育过密，加之平日操劳过度，身体虚弱不堪，在一个灾荒之年香消玉殒，魂归天国。陈氏的早逝，对陶渊明是一个沉重打击，陶渊明于是将对爱妻的情思全都寄托到菊花上，他将菊花与酒结成一体，自酿成菊花酒，既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也满足他的精神升华。
由于家里境况也是一日不如一日，自从续弦翟氏进门以后，他那伤痛累累的身心才得到了抚爱和慰藉，他不忍心让翟氏也去重蹈陈氏的覆辙，跟着自己去挨穷受苦。在好友庞遵的再三劝说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但是，陶渊明发现了桓玄篡权的野心，于是，借母丧辞职回家。
后来桓玄叛晋，被刘裕、刘毅等击败后，挟持晋安帝到江陵，陶渊明投奔到刘裕身边，但不久，他却发现刘裕剪除异己、任人唯亲，这使他感到失望，于是打算辞职隐居。陶渊明的堂叔陶夔不同意陶渊明的隐居，对他说：“你再去归隐田园，固然很好，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年龄已大，又不善理财、孩子尚小，家境贫困，这往后的生活又该如何去维持？我的看法你不如走一条中隐之路。”何为中隐？指的是做地方上的小官。陶渊明思索再三，接受了他为彭泽县令的朝廷任命。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后，由于督邮发难，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离开了官场，真正走上了回乡隐居之路。
陶渊明在隐居后得知刘裕篡权称帝，这使得他复兴东晋的梦想彻底落空，于是改名为陶潜，拒绝任何官方来往。陶渊明的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他穷不改志，也不求“嗟来之食”。有一次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厚礼，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他以无功不受禄而拒收。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陶渊明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不久，陶渊明走完了他63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陶渊明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代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菩萨皇帝”梁武帝为何会饿死？
“菩萨皇帝”梁武帝为何会饿死？
中国历史经过了三国时期的混战之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天下大乱，此时，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南下，汉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贫民百姓将它当作来生的期望和寄托，达官贵族将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和托辞，朝廷更是屡屡将佛教定为国教，广建寺庙，重金资助，从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兴盛局面，僧尼数量也大大增加。在这其中，梁朝的萧衍皇帝堪称推崇佛教的典型，他不仅倾巨资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经常请大批和尚到宫中讲解佛法，一住就是几个月，期间连朝事也不再过问，甚至亲自出家做和尚，潜心研究佛法，成为历代皇帝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皇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梁武帝作为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在位初期，施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使得国家有了稳定富足的局面。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梁武帝称帝不久，便于公元504年下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朕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皈依佛教。下过诏书后，梁武帝亲自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抄这道诏书，以示决心。15年后，在等觉殿屈尊受菩萨戒，从此，他就被称为“菩萨皇帝”。他不仅自己受戒，还号召王侯子弟、嫔妃姬妾，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当时响应的各界人士达4.8万人之多，可谓上行下效！
梁武帝还集众讲经：梁武帝皈依佛门后，非常热衷于佛事活动，多次举办大规模的法会，允许佛门弟子自由参加，互相交流、切磋。在举办法会时，时常进行大赦，以示慈悲为怀。除举办法会外，梁武帝一有空闲，就亲自为众僧尼讲解经义，规模一般都在万余人以上。公元533年二月的一次讲经活动，为一个经题，他就整整讲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在内的各界听众竟达数十万人，真是盛况空前！
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朝中大臣非常惶恐，最终四处凑集了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才将“皇帝菩萨”赎回，但梁武帝执意出家，不肯回宫，群臣无奈，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萧衍迷恋佛教，就这样反复四次舍身寺院，追随佛法。
然而，梁武帝对佛法的虔诚并没有换来国家的安定和个人的幸福。侯景之乱在梁武帝萧衍沉溺于佛教之时爆发了。侯景是羯族人，曾是东魏将领，投靠西魏。梁武帝为收复中原而招纳侯景，封为河南王。梁宗室子弟萧渊明被东魏俘获，梁武帝打算用侯景与东魏进行交换。这件事激怒了侯景。公元548年举兵反叛。梁武帝完全没有防范，他命萧正德保卫京师，而萧正德却派船接侯景叛军过江，迎进建康，包围“台城”(即宫城)。侯景过江时兵不过8000，马不过数百，而当时台城中尚有男女10余万，甲士2万多，四方援军相继奔赴建康者30余万。但援军无统一指挥，多持观望态度，宗室诸王顿兵不前，只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掠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于台城净居殿，不许与人接触，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送了，这时萧衍已经86岁，被困时仍然念经诵佛、斋戒不衰，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下场可谓凄惨。
也有人认为梁武帝并非饿死而是忧愤而死。据《资治通鉴》记载，侯景攻破南京后，进宫面见梁武帝萧衍，“入城见武帝于太极殿，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谒。”萧衍神色自若，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让人带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对左右说：“吾踞鞍临敌，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见萧公，使人畏惧不已！”也就是说侯景攻破皇宫见到梁武帝时非常恐惧，被梁武帝的从容自若镇住，于是便把他软禁在台城，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侯景派王纶给萧衍送了几百颗鸡蛋让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饿死的。关于梁武帝之死，《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说梁武帝生病久了觉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数声而死。根据这段记载，萧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说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说明他并非肚子饿。其实当时梁武帝已经86岁，眼见国破家亡，恶人横行，禁不住忧愤成疾，而自身又被软禁，无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最终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管梁武帝因何而死，他自身都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则是由于他过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废弛，国库亏空，老百姓民不聊生而引起。梁武帝在位48年，葬于修陵，庙号为高祖，谥号为武帝。
隋唐五代——
盛世欢歌曲终散
李世民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这也是历史事实，所以在《步辇图》中，李世民被绘成少数民族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在当政后，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时起了4个年号，当了大周皇帝后又起了13个年号。
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杜甫在冥冥之中仿佛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而且比一般的皇后更受尊宠。她也聪明地觉察到，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
隋文帝杨坚为什么会怕老婆？
隋文帝杨坚为什么会怕老婆？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怕老婆皇帝，大家可能首先想到唐高宗李治，想当年，他对于武则天干扰朝政表现出不满，想要废掉武则天，正命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时，被武则天逮个正着。武则天发飙，李治就马上装熊，把责任全部推到上官仪头上，害得上官仪家破人亡，自己也成了一个傀儡。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其怕老婆程度比李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
据《隋书》、《周书》记载，隋文帝的老婆独孤皇后是“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之女，“年十四”岁时，由其父做主，嫁给了“风骨，不似代间人”的北周骠骑大将军杨坚。当时的独孤家族是名门望族，独孤皇后的大姐是“周明敬后”，四姐为“元贞皇后”，到隋文帝杨坚册封自己为皇后时，其母家一族已是出了三个皇后（其女不计算在内）了，难怪《周书》中将独孤信一家称之为“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这位出身名门的文献独孤皇后，其相貌又当如何呢？在史书中并没有相关的确切文字记述。但从其父独孤信“美容仪”的史书记载中，可以推见，这位皇后，应当也是仪容端庄之人。自身相貌不俗，夫君杨坚“奇美”，可以说，两人是比较般配的。
初为杨坚之妻的独孤皇后，对杨坚的事业是激励并加以支持的。《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载，“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总百揆”之时，“后使人谓高祖曰：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由于独孤皇后“柔顺恭孝，不失妇道”，且在“贵戚之盛，莫与为比”的情况下，更注意“谦卑自守”，由此也赢得了“世以为贤”的美誉。
贤惠归贤惠，并不是杨坚惧内和“妻管严”的理由，那么，杨坚是何时开始怕老婆的呢？
据《隋书》载，“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究竟是杨坚出于夫妻间的恩爱而出此话语还是因为当时就惧内并“妻管严”，史书并无详载，但，“高祖五男”——房陵王杨勇，隋炀帝杨广，秦孝王杨俊，先受封为越王、汉王后被废为庶人的杨秀、杨谅，“皆文献皇后之所生也”，确是事实。
史籍中明确记载杨坚对独孤皇后“宠惮之”是文献独孤皇后被册封之后的“八百万突厥明珠交市事件”。《隋书》记载，“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劳，末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百僚闻而毕贺。高祖甚宠惮之”。面对着这样一位不是个人爱财，而是替自己江山社稷考虑并极具政治家天赋的贤惠皇后，隋文帝杨坚也只能是“甚宠惮之”了。
文献独孤皇后的贤惠与政治天赋还远不止于此。杨坚每次上朝，皇后一定随辇送到殿阁之外才返回宫中，还使宦者暗中窥探文帝为政之得失。若有失误必定提出匡正意见，对杨坚施政“多所弘益”；但她从未擅权干政，总是让杨坚知其错而改之，自己暗藏幕后，弼违匡谬，是正非讹。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犯法当斩。隋文帝念他是皇后亲戚之故，欲赦其死罪。皇后闻之正色说：“国家大事，按律处之，怎么能枉国法而顾私情呢？”崔长仁依法处死，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当时传为佳话。皇后的同父异母之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之术诅咒皇后，依律当处死刑。皇后为此废食三日，向文帝求情赦免。她说：“陀若犯蠹政害民之罪，妾决不为之求情。今因咒我而处死，妾心不忍，请免他一死。”独孤陀因之减去死刑。这种公私有别、恩怨分明、通情达理的豁达行为，满朝文武为之折服，故当时“宫中称为二圣”。
文献独孤皇后的“妻管严”，严格说来，主要是限制隋文帝杨坚的后宫生活，尽管独孤皇后有着亲民向善的一面，她对自己的情敌却异常的心狠手辣。
《隋书》载，“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杨坚得知此事后，“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谢，、素等和解之”。独孤皇后虽迎于阁内，置酒相欢，但始终未承认自己有过错。
独孤后不到50岁时，先于杨坚去世。这时的他才彻底获得自由，不过已经年过60。为了弥补自己浪费的大好青春年华，杨坚接连找来陈宣华夫人与蔡容华夫人等几个绝世美女入宫伴驾。从此左拥右抱，日夜享乐。但不久就倒在了病床上。这时他才意识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文献独孤皇后，从14岁嫁给杨坚到50岁离世，与隋文帝杨坚共同生活了36年，期间，虽对杨坚的后宫生活“妻管严”，而且曾令这位开国皇帝摇头叹息“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但正是两人间的恩恩爱爱，才使杨坚成为“妻管严”下的最终受益者。
隋炀帝是弑父杀兄的权力狂？
隋炀帝是弑父杀兄的权力狂？
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长子杨勇被立为太子，次子杨广被封为晋王，其余三个儿子也被分封为王。隋文帝曾经骄傲地对群臣说：“前代帝王，都有很多宠妃，嫡庶纷争，遂有废立，甚至亡国。我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说是真兄弟。哪能有嫡庶纷争的忧虑！”其实，他未免太过于自信和乐观了。他完全没有料到，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一当上皇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伪造杨坚的敕书，借用老子的名义杀死原为太子的亲哥哥杨勇。杀了杨勇还不算，杨勇的十个儿子，大儿子杨俨当时就被毒死，剩下的九个，全部充军到岭外，到了所在地以后，也统统被杀死。狠毒的杨广，对十个亲侄儿一个也没有放过，赶尽杀绝。不仅如此，有些人还认为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是杨广杀死的，为了获得最高权力，杨广简直就是一个弑父杀兄的权力狂，杨广杀兄杀侄的罪恶史书记载凿凿，这无可辩驳，那么，隋文帝杨坚真的是死于自己的亲生儿子之手吗？
杨广少时聪明伶俐，相貌英武，加之巧于辞令，故而深得父皇母后的喜爱，在他13岁时，便被委以重任，担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被封为晋王。面对如此殊荣，杨广并不满足。也没有因父皇立兄长杨勇为太子而灰心丧气。后来，隋朝兴兵灭南朝的陈，刚20岁的杨广是统帅，灭掉陈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
为了实现做太子，以后做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尽心机地将自己伪装起来。而太子杨勇却缺少杨广那样的心机，他不仅奢侈浪费，还喜好女色，而且他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这使得父母都对他有怨气，加上后来杨勇还过分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使杨坚更为不满，这就为杨广的夺位提供了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臣杨素的帮助，隋文帝杨坚终于下决心将杨勇废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公元602年，文献独孤皇后病逝永安宫中。之后文帝有了两个宠妃，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公元604年七月，杨广当上太子后的第四年，文帝卧病在床。《资治通鉴》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有嬖幸者，唯陈蔡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隋末唐初人赵毅，在其《大业略记》中曰：“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命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等令诏废追庶人杨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到了唐中期的马总在其《通历》中记载也说：“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欧欣。是时唯太子及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而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隋书·后妃列传》中对隋文帝死亡前的情形是这样记载的：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狐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事变矣！”皆色动股栗。《隋书》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文帝被弑，但实际上已给世人留下推猜的余地，即文帝之死具有被谋杀的性质。
但也有一些史学家对隋文帝杨坚是否死于杨广之手存在质疑。他们分析说《隋书》是唐初编纂的，有可能诋毁炀帝，即便如此，也没有找到炀帝杀父的证据，不然，是决不会放过这个充分诋毁炀帝的机会的。
事实上，就连尽力搜集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父。试想，假如果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而且史书载的因隋炀帝逼奸宣华夫人说，也经不起推敲：文帝病重，炀帝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旁当有宫女侍候。其时炀帝尚未即位，仍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向以谨慎著称的炀帝绝不会在此时做危及其继承帝位之事；其时宣华夫人28岁，已是半老徐娘，若她与炀帝俩人以前没感情基础，炀帝绝不会对她非礼。事实上，炀帝早与宣华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这种交往使俩人感情发展很深。这从宣华夫人死后，炀帝作《神伤赋》的内容便可得到验证。既然隋炀帝和宣华夫人早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到隋文帝面前揭露杨广的恶行。
以上为隋炀帝的辩护，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完全说明隋文帝之死与杨广无关。因为，已经伪装多年的杨广在得知杨坚已经病入膏肓后，得意忘形是可能的。而面对隋文帝的追问，宣华夫人供出杨广的丑行也在情理之中。隋文帝在盛怒之下要更立太子，这当然是杨广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杨坚暴死，杨广是难逃干系的！至于后来的《神伤赋》，杨广对宣华夫人真情流露，但谁又敢肯定在隋文帝未死之时宣华夫人对杨广是真情呢？
李世民血液里有鲜卑人基因？
李世民血液里有鲜卑人基因？
在中国所有伟大的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公元626～649年的23年，但他的功绩及名声丝毫不逊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创业之主。他开创的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他也被称为“千古一帝”。通常我们认为，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是汉人建立的政权，理所当然的，李世民也是汉人。然而有人却认为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有可能是鲜卑人的后裔。这种观点理由何在呢？
认为李世民是鲜卑人，主要有以下几点证据：第一，李唐开国初期的一系列事件体现了胡人的风俗。在该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流传有共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他的儿子。
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而且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像杨贵妃的传说、《唐代仕女图》的记载，都证明了唐人有这方面的审美倾向。这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趋向。
第二，唐太宗的性格特征与鲜卑人的性格特征极为相似。李世民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五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贞观十四年，又平定高昌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不仅对敌人凶狠，对自己的亲人，他也毫不留情。李世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在长安宫的北门玄武门布下了伏兵，射死兄弟李建成、李元吉。3天后，唐高祖李渊便册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再过两个月，李世民逼使李渊退居太上皇，而他则在颂德殿即帝位。
第三，昭陵的墓葬形式也体现了胡人的风俗。史书中记载，在昭陵外有14个“蕃酋”的石雕像，而且有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又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少数民族的习俗？马是游牧民族不可离开的伴侣，平时生活游牧，战时驰骋沙场。在很多少数民族的葬俗中，都有一种奇特的祭祀悼念马的功劳的习俗，一般有三种仪式。主人死后，随从会骑着马绕着死者墓地转圈，然后把马杀掉或者活埋到坟墓里。李世民的这一做法是不是在证明着自己的胡人身份呢？
但是，以上证据却并不能证明李世民就是鲜卑人。首先，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这一时期各民族融和加剧，少数民族“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影响唐朝非常正常。而且唐朝初期皇族中这种几乎乱伦的行为，也不能牵强地和胡人的血统联系起来。历朝历代中，乱伦都是一种反道德的行为，难道有着乱伦行为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其次，自古宫廷皇室的权力之争都是很残酷的，这和他的血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不能将“玄武门之变”作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胡人的依据。再次，昭陵六骏只能说明李世民与陪伴自己南征北战的战马感情很深，与少数民族的葬俗牵扯到一起实在是毫无道理。
实际上，李世民的身世我们可以从他父亲和他母亲这一角度来考察。关于唐高祖李渊的身世，过去都根据旧史认为他是陇西李氏、西凉王李嵩之七世孙，经歆、重耳、熙、天锡、虎、传至渊。但经近人陈寅恪考证，认定他的先世是赵郡李氏。证据是：在赵郡的河北省隆平县境内发现李熙、天锡、虎、的茔墓，及光业寺碑。茔墓的规格，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寺碑颂词有“维王桑梓”之语，证明那里就是他们的故乡。所以，李氏先祖为汉人确凿无疑。
而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所以李世民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这也是历史事实，所以在《步辇图》中，李世民被绘成少数民族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