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是在离开中国几年后，凭借记忆口述给其他人记述，他对很多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细节总会有所遗漏或者记错。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把我们自己换到他的位置上，我们可能会漏掉更多的东西。
第三，至于《马可·波罗游记》中为何没有提及筷子、茶叶、长城等。元朝实行社会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突厥人、回族人等，也包括欧洲人)，他们都是特权阶层。马可·波罗属于色目人。在等级制度下，他在中国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中，而这些人吃饭是不用筷子的。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比较流行的饮料是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
第四，马可·波罗是从中亚抵达中国的，他用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的叫法来称呼中国的地名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那么《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等事情就很难解释了，因为马可·波罗是记述此事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他能从哪里抄袭呢？马可波罗还在书中写道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
不仅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和马可·波罗叔父的遗嘱中都提到了蒙古大汗的牌子。这是由蒙古帝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明，一般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持有者享有特权。有关的史籍记载显示，只有那些为政府或权贵服务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牌子。马可·波罗不但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古帝国的各种牌子，还提到忽必烈以及远嫁西亚的蒙古公主赐给他金牌。他的遗产登记表明，直到他去世时蒙古大汗的金牌仍在他手中。这一点不但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还证明他在元朝的身份相当特殊，绝非普通商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涉及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欧洲、西亚、中亚文献对元代中国的记述如此翔实。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他在书中有过于夸张的描述，这也许由于其对亲历中国这一难得经历的炫耀心理而已。
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在我国的北部边陲，历史上闻名的居延海南侧，有一座城墙保存完好的古城遗址，从城内市井建筑的颓垣断壁可看出昔日街巷的布局，从城外残存的田畦沟渠可想到当年农业的兴盛。这就是有名的黑水城，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意为黑城)。传说过去黑水城是西夏都城，最后一位君主号称黑将军。他英武盖世，所向无敌，在与汉族争霸中原时，出师不利，退守孤城。中原大军久攻不克，见城外额济纳河流贯其间，便以沙袋塞其上流，断绝城中水源。守城者于城内掘井，至极深而滴水未见。黑将军被迫全力出战，未战前，以所存白金八十余车连同其他珍宝倾入井中，又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以免落入敌手，然后率士卒出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中原军队攻陷黑水城后，大肆搜寻而未能得见宝藏。这一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其中藏宝的传说却吸引着不少人。抛开这一传说，西夏王朝是怎样历经兴衰的？黑水城真的是西夏的都城吗？历史上的黑水之城到底是怎样被抛弃的？它又有哪些令人叹息的故事呢？
西夏，是一个800年前在我国西北与宋、辽（金）鼎立189年历史的封建王朝，它以党项族为主体。党项族，最早居住在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在隋末唐初的时候，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兴盛起来，他们以姓氏为部落的名称，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在党项族的许多部落中，尤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到了唐禧宗时，以党项族的领袖拓跋思恭镇压起义有功，于公元883年将其晋爵为夏国公，赐皇姓“李”。从此以后，拓跋思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十国时期，他们乘乱扩张势力范围，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到了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因其地处西北，又在黄河以西，所以史学家称之为“西夏”。
“西夏”地方割据政权建立以后，同宋朝时战时和，1115年，金灭辽。宋室南迁之后，西夏对南宋、金都采取和好政策，并广泛吸收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当时，尽管形式上西夏必须向宋、辽称臣纳贡，实际上，它已经完全成为西北的一大军事强国。西夏当时的疆域达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黑水城始建于11世纪初，是西夏王朝设在北部边境的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堡，城堡早在西夏王朝正式建国以前就已建成。尽管城市规模较小，但因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路和交通枢纽，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夏建国后，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以防东面辽国和漠北蒙古的侵入，西夏王朝曾先后调集两个统军司来驻守黑水城及整个居延地区。并将大批人口迁到黑水城一带定居，让他们在当地屯垦造田、生产粮食，以满足大批军民的生活需要。
到西夏鼎盛时期，黑水城已不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城堡，逐渐变成一座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繁荣城市。当时的黑水城内，官署、民居、店铺、驿站、佛教寺院以及印制佛经、制作工具的各种作坊布满了城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1226年，北方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征伐西夏，首先攻克了黑水城，并由此南下，直取西夏的国都中兴府，次年，西夏灭亡。元朝建立后，由于黑水城是漠北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元朝统治者不仅派遣了大量军队来黑水城驻防，还从各地迁来许多汉族和蒙古族人，来这里与当地人共同发展农牧业生产。这一时期的黑水城继续发展，成为了当时的繁华城市。是当时“北走岭北、西抵新疆、南通河西、东往银川”的交通要冲和元朝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但是好景不长，14世纪中叶，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绿洲被沙漠吞噬，变成了一片荒漠，昔日繁华昌盛的黑水城也变成了一座废城。
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受黑水城传说的吸引，为了寻找那藏在井中的大批珍宝，他率队来到我国进行“探险”。此时正值我国腐朽的清王朝行将崩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失于防范。当年3月科兹洛夫终于找到了哈拉浩特，并在这里进行了发掘。1909年5月，他们从西藏东部返回时又重到哈拉浩特，对这座古城再一次大肆发掘。他们虽然没有找到所曾幻想的“神秘宝藏”，但却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写本，既有大量的佛经，又有多种多样的世俗文献。除此之外，还有汉文、回鹘文、蒙文、叙利亚文、突厥文等多种文献。此次发掘甚至被称为找到了一个“完整的书库”。这批文献运到彼得堡(列宁格勒)后，共编了8000多个编号，大约有两千册书。
科兹洛夫的野蛮发掘给黑水城遗址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他在黑水城周际一共挖掉了30多座原先保存完好的佛塔，几乎毁了黑水城80％的塔！科兹洛夫因为他的野蛮行为，在离开黑水城时似乎“良心”有所发现，他在自己的“考察记”中这样写道：“随着考察队与死亡之城距离的增加，不由自主的难过之情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了我。我仿佛觉得在这毫无生命的废墟中，还存留着为我所亲近、珍视以后将不断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舍不得与之别离的东西。我无数次的回望这座被尘土遮盖的城堡，在和自己‘苍老的朋友’告别时，我带着某种可怕的感觉意识到，哈拉浩特城（黑水城）现在只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塔了，这座塔的内容已经无可挽回地死亡了——被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精神给摧毁了……”
失色的黑水城，成了今天那些仍然在关注着西夏文化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此外，就要被大漠掩埋了的它向人们证实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被湮没在沙海里的城池是西夏王国当年最漂亮最发达的城市，而这里的每一个沙丘都是牧人们当年的家！发白的牛骨、残存的瓦砾、考古专家刚刚发现的600年前的儿童干尸都在向人们述说着黑水城的过去。而黑水城的败亡之谜也吸引着我们继续向前探索……
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以“镔铁”自称的民族，他们就是契丹民族，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饮马黄河。在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据《辽史》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国南部的契丹人，还有一些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黄河流域不断出土的文物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事实上，在金朝统治时期，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这也从侧面证明，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有人认为契丹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了。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虽然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当地民族完全同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致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也有人认为契丹民族没有被融合，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仍然存在。一种说法认为，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内容，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具体定论尚待进一步的证明。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区。他们的根据是，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他们分布在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本人”的先祖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契丹人。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发现了一本《勐版蒋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蒋氏家族的来源：“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版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为了解开契丹民族的神秘失踪之谜，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利用了dna技术。他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契丹民族消失的千古之谜终被解开。即使如此，由于契丹族1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早已经不存在了。
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济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罗汉化身的济公在人间惩恶扬善、治病救人。老百姓将他视为“活佛”，而那些为富不仁、坏事做绝的恶人则对他又恨又怕。那么，济公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他是何许人也？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济公的传说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六朝以来，浙江南部的天台山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佛教圣地，晋代《西域记》把天台石桥方广寺称为五百罗汉显化之地；唐代被称为三贤的寒山、拾得和丰干，就以疯癫著称，因此，天台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许多罗汉、颠僧的传说。
济公其实是一个有史可查的人物，最早记录见于南宋高僧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和释如《赞济颠》。济公，法名道济，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驸马、镇国军节度使。父亲李茂春和母亲王氏住在浙江天台北门外永宁村。李氏家族人丁不是很旺盛，但因历世仕宦，家境富裕，也称得上是天台的望族了。赭溪西岸的一大片田地，就属于这个家族所有，至今人们还称作“李家”。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无嗣，虔诚拜佛终求得子。济公出生后，国清寺住持为他取俗名修缘，从此与佛门结下了深缘。
少年济公成长在赭溪畔，读书于赤城山。由于受天台山“佛宗道源”和李府世代积善信佛家族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先入国清寺，后投奔灵隐寺瞎堂慧远，这位“佛海禅师”为济公授具足戒。
济公被人们神化为“活佛”，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扶困济贫、除暴安良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所致。济公出家后，不像其他世俗和尚那样守着寺院的清规戒律循规蹈矩地生活，而是成天吃荤喝酒，衣衫褴褛，浮沉市井，救死扶弱。不过，在一般僧俗眼里，道济的言行出格，被认为不是正常的人。有的僧人向方丈告状，说道济违犯禅门戒规，应责打并逐出山门。谁知，方丈瞎堂慧远一边口宣：“法律之设原为常人，岂可一概而施！”并在首座呈上的单纸上批了：“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此后无人再敢诟逐。瞎堂圆寂后，道济去净慈寺投德辉长老，后来做了书记僧。
济公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癫，实际上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由于济公法行高超，达官贵族都以与其结交为荣，但是，道济却轻易不入侯门，而用他精湛的医术为老僧、贫民悉心治疾，疑难杂症多得根治。净慈寺失火后，他自撰榜文，前去严陵山一带募化，使之恢复旧观。他好打抱不平，息人之争，救人之命。于是人们又以他扶危济困而称之为“济颠”，尊之为“济公活佛”。济公诞生时正好碰上国清寺罗汉堂里的第17尊罗汉（即降龙罗汉）突然倾倒，于是人们便把济公说成是罗汉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会呼唤英雄，当人民十分需要圣贤的时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济成为历代供奉祭祀的神灵，其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称神化之极致。
不过，也有人认为，济公的原型为金陵高僧宝志，是南北朝时建康（南京）人。宝志，自小出家，住京师(即建康)道林寺，修习禅业。又曾向西域来的著名禅师学习禅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初年，忽然出现反常行为，居止无定，饮食无常，留着长长的头发，喜欢赤脚走街串巷。出门时总是扛着一根锡杖，杖头挂着剪刀和镜子，或者挂一两匹布帛。他那诡异乖张的行止，常常招致人们的好奇和讪笑。
据《南史·陶宏景传》后面所附的沙门宝志事：“宋泰始中（468年）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齐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这样一直到南齐建元中(479～482年)，宝志有时一连几天不吃饭，而没有饥饿的神色；有时言辞闪烁隐晦，难以捉摸，事后却发现他说的话都应验了。不时自编自唱半通不通的歌谣，结果都成了某些大事的预言。
据说梁武帝在位时，宝公有诗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38岁做了皇帝，83岁时他曾“舍身”当和尚的所在地同泰寺发生火灾，火起之日为四月十四日。宝志和尚的话都得到了应验。在此之前的齐武帝，曾将他关押起来，次日，人们却在大街上见到了他。齐武帝很惊讶，亲往狱中察看，却见他依然在押。齐武帝无奈，只好恭请他出狱，对其敬奉有加。
天监十二年的一天，宝志忽然将寺中的金刚像搬出，自语道：“菩萨当去。”到了第二天就无疾而卒。宝志死后，梁武帝女儿永定公主出资，在钟山玩珠峰开善寺（明初称蒋山寺）前为他建塔下葬，称宝公塔。琅琊王筠奉命为宝志撰写碑文，文词丽逸。后人便依此碑文演误其名为道济，朝代为南宋。
到了明初，朱元璋为了营建孝陵，选中了蒋山寺这块风水宝地，决定迁移蒋山寺及宝公塔。谁知在拆塔掘基时，却见宝公尸体未腐，手缠腰，发披体，容貌如生，朱元璋视之生畏。遂许愿金棺银椁，以葬宝公。随后将其移至钟山东南麓，重建寺塔，即今之灵谷寺、宝公塔。
不管济公的原型是谁，济公的既颠又济，他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人们怀念他、神化他。他也成为人民心中的活佛，反映出济公形象的广泛亲和力。
敦煌藏经洞用壁画封闭千年之谜
敦煌藏经洞用壁画封闭千年之谜
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莫高窟诸多洞窟中，最为驰名的首推第17窟——藏经洞。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始于十六国，终于五代宋初，历时近7个世纪，因而，敦煌的这些文献写本本身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的活资料。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藏满瑰宝的藏经洞竟是在无意中被发现的。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的6月22日，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原本是沧海一粟，一个瞬间而已。然而，正是这一天，一位道士的偶然之举，改变了莫高窟的命运。王圆箓（1849～1931年），道号法真，湖北麻城人。1897或1898年，他云游到敦煌莫高窟时，发现莫高窟前的木质栈道大都毁坏，堆积如山的流沙因长期无人清理而把最下层的许多洞窟给掩埋了。于是，他雇佣杨某帮其清理积沙。这天，杨某在休息抽烟之后。当他把点烟燃剩的芨芨草无聊地插进甬道北壁的裂缝时，芨芨草竟插不到底。杨某异常惊讶，用手敲了敲墙壁，感觉里面是空的，便立即报告了王道士。等到夜深人静之时，王、杨二人打开墙壁，去掉封泥，找到洞口，眼前的一切在烛光的照耀下令二人惊呆了：高约2米、宽约2.7米的洞窟里堆满了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就这样被王道士二人在无意间发现了。
当你站在洞窟门前，望着这小小的石室，定会思绪万千，满腹狐疑。里面曾经堆置的50000卷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文书，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由于何种原因存放的？何时将洞门封住，轻松地抹上泥皮，绘上了壁画？
敦煌学专家、学者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地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主要说法有这样几种：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即所谓“废弃说”；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即所谓“避难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当时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在藏经洞未发现之前，曾三次到中亚探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古董时，于1907年来到了敦煌。几经周折，终于买通了王道士，他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拉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经过长途跋涉，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他对这批写本和绢画进行研究，他认为这些经卷文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这个石室封存起来。而且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年），敦煌僧侣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收藏的反而是残经破卷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实在没有实用价值被废弃了。
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中亚的几种文字，当他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古代写本的消息后，1908年，他到了莫高窟，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他仍然从剩下的珍品中掠走了许多珍贵文物。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经卷和文书被藏于石室中封闭保存，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文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
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在具体封闭时间上又各不相同。最有代表性、较普遍的说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内封闭。待战乱过后再回来启用。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
又有一种说法把封闭时间定为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到敦煌，佛教徒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采取保护措施，将千佛洞的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进石室封闭，免受其害。还有宋皇之后（1049年）说、曹氏封闭说、元初说、元明之际说等，均为逃避战乱说。
以上有关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
中国僧人头上的戒疤是怎么来的？
中国僧人头上的戒疤是怎么来的？
戒疤又称香疤。指佛教徒为求受清净戒体而燃香于身上所遗留的疤痕。众所周知，佛教中有剃度制度，即凡是出家当和尚或尼姑的人都要剃光头发。实际上，从东汉开始传入我国的汉传佛教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剃度仪式外，还有“清心”仪式。即入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优秀者，老和尚会用线香为他们点上僧侣生涯的第一颗戒疤，称之为“清心”。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如果表现良好，则有资格得到第二个戒疤，名为“乐福”。一般而言，如果顺利的话，庙里一些年长的老和尚大多可以拥有五六个戒疤；而像少林寺等重要寺庙的住持，则是有八或九个戒疤的“高级和尚”或是“特级和尚”。而第十个戒疤却不是一般和尚所能拥有的，除了达摩祖师、六祖禅师以外，在中国十个戒疤的“首席和尚”拥有者不超过五个。
为什么出家人头上以前会有戒疤呢？戒疤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关于其起源，依谈玄《中国和尚受戒·香疤考证》所述，相传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沙门志德住持金陵天禧寺时，受到元世祖的尊崇，他传戒时，规定受戒者每人燃香于头项，受沙弥戒的燃三炷香，受比丘戒的燃十二炷香，作为终身之誓。这样一个小小的发明，后来居然悄悄地流传开来，并且世代传袭下来，逐渐演变成惯例。后世中国佛教徒往往以此表示自己的信心，出家人之烧戒疤更成为是否受戒的辨识方式。然而这并非是佛教的原创制度，而且为中国所独有，并未见于其他国家。
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末，蒙古军队一路南征，所到之处青壮年男子要么被屠杀，要么被强征服劳役，但是蒙古军队对出家的僧人却从不为难，盖因当时蒙古上层推崇佛教。因此汉地青壮年纷纷剃发穿起袈裟，扮作出家人以躲避刀兵劫。出家人陡然增加，令蒙古军队无法分辨真伪，因此蒙古统治者以烧戒疤来区分是否是出家人，而且烧了戒疤以后是不允许还俗的。因为烧戒疤要忍受剧烈的疼痛，而且日后无法还俗，因此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假出家这种方式。从元朝以后，一直到中国佛教协会废止烧戒疤止，戒疤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和尚烧戒始于南朝梁代的梁武帝，梁武帝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曾三次舍身佛寺当和尚，又三次被大臣用重金向寺庙赎回。当时，他大赦天下死囚，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怕他们逃出寺院，重新犯罪，就以黔刑（在脸面刺字的一种刑法）为范本，在头上烧上戒疤以便随时识别，加以捕获，此即中国佛教徒烧戒的开始。后来，烧戒被认为是入佛门苦修的开始，逐渐适用于所有的和尚。
实际上，烧戒疤与舍身供养的佛家思想密切相关，《梵网经》四十八轻戒之第十六条说：“若烧身、烧臂、烧指；若不烧身、臂、指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六说：“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及于身上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又《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中说：“有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烧身、烧臂供养诸佛。”从这几段经文的内容，说明了原来烧身有二重意义：一、是用以表申至高无上的供养；二、为了消除业障。至于燃烧的位置，则不局限于头顶，身、臂、指都是可以的。
1939年，普利普·摩勒曾在南京、浙江间的宝华山隆昌寺见到了和尚受戒的全过程，并在他所著《中国佛教寺院》一书中对于如何烧戒疤作了详尽的记录：“沙弥将祈祷毯紧紧裹在颈项上，手拿着在前项典礼领得的小红袋。袋里装着12到14颗用艾草作成的黑色小粒艾绒，每颗约一公分高。沙弥面前站着主事和尚中的一位，他把用龙眼干作成的蜡，涂在左手拇指上。从递来的小红袋中取出易燃的艾绒后，这位和尚将蜡涂在艾绒底部，再一个个放置在沙弥头皮上点有小圈的部位。接着，他拿起纸捻迅速点燃12粒艾绒。他一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位站在沙弥（现在跪着）身后的助手，用手紧按着沙弥的头，使头部固定不动。由于灼痛，沙弥必定会发出不由自主的动作，这时艾绒可能翻滚，烙疤在错处，因此这道程序以及在颈上裹毯都是必要的。在准备阶段，以及艾绒点着、燃烧时，沙弥及助理和尚不停念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阿弥陀佛。当12个炽燃的小点逐渐接近头皮时，我们几乎可以根据念佛的节奏，衡量痛楚的程度。佛号在沙弥口中越来越快地重复，音调也逐渐上扬，最后─通常是火烧着头皮的刹那─在痛喊声中停止，艾绒大约燃烧一分钟左右。”
烙疤不仅会给受戒者带来疼痛，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还会引起视力与视觉系统的损伤。烙疤后睡觉，也会引起短暂的血液中毒，以及视力减弱或失明、头肿胀等。为帮助沙弥保持清醒，寺院会允许他们随心所欲漫游全寺各个角落，见见男人与女人，到客堂、方丈室，等等，利用天生的好奇心，帮助他们保持清醒。
由于烧戒疤会带来严重的身体损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中说：受戒时在受戒人头顶烧戒疤的做法“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从此以后，新受戒的汉族僧人，头顶上再也不会有戒疤了。
日月复明——
大明王朝隐秘岁月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著作中记述：“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只是表明戚继光在治军方面的态度，没想到以讹传讹，竟然衍生出他斩子的故事。
仔细研究历史，或许我们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清军和吴三桂，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几百年来，潘金莲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潘金莲这个人吗?
大明王朝建文帝下落之谜
大明王朝建文帝下落之谜
建文帝朱允，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之孙。由于朱标早逝，朱允被册封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即位，年号建文。朱元璋在位之时，为了巩固大明王朝，实权始终掌握在朱姓子孙的手中，他先后分封自己的子孙为藩王，分驻全国各要害之地，这些分封藩王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朱元璋在世之时，都还老老实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但朱元璋死后，他们根本不把懦弱无能的建文帝朱允放在眼里，个个飞扬跋扈，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
为了削除地方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建文帝采纳了齐泰、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厉行削藩之策。这一措施触动了众藩王的利益，于是，对朱元璋安排朱允继位本来就心怀不满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斗，朝廷军队最终难以抵挡强大的燕军，朱棣率军攻进了南京城。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引人好奇，在各种野史、戏剧里可以看到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演绎。
据永乐年间《太宗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燕王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后，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助皇帝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礼以葬建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出南京，到了贵州的一个寺庙当了和尚。据说，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所谓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上面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帝一看，便明白这是太祖皇帝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传此密匣，告知自己剃发为僧，从密道出逃保命。按照密匣的指示，建文帝剃发做了和尚，从鬼门逃出宫去开始了浪迹天涯游行四方的僧人生活。
建文帝化装出逃之后，皇后马氏为了掩护他，命令太监放火烧城，然后自己跳入火海，自焚而死。第二天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搜寻建文帝的下落，太监、宫女们迫于压力，便谎称建文帝已自焚而死，并指认皇后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此时火中找出的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难以辨清，就这样朱棣信以为真，没再追究。
而对于建文帝到了哪儿当和尚，也存在多种观点。观点一，江苏吴县。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的事，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后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观点二，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据《平坝县志》记载：高峰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底有一块石碑上刻有“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的铭文，此外，寺中的另一块石碑上刻有开山祖师秀峰收留建文帝的经过。以此，后人推测此处就是建文帝出家之后的归宿之地。
观点三，浙江兰溪东山。东山又名皇回山，是金华山脉的一支，寺院里的和尚世代口传建文帝在此削发隐跸的传说，并说寺院中还保留有建文帝的隐居之处和古碑遗迹。在寺院的大殿内，塑的是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像，左右两旁分别为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叶希贤两人，殿内的后壁绘有建文帝逊国出逃的路线。此外寺院内还保存有建文帝出家后所作的几首诗：“百官不知何处去，惟有群鸟早晚朝”；“尘心消尽无孝子，不受人间物色侵”。诗中意蕴饱含仓皇出逃，归于世外的无奈和忧伤，为建文帝归隐于此，又添一证据。
对于建文帝逃出南京后的下落，还有人认为，建文帝从南京城逃出之后，见前往北方的道路大都被燕王的军队围阻，因此不得不化装南下，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过了一段时间后，建文帝等人见此处易于被燕王的爪牙发现，他们又在达玄和尚的指引之下坐船前往泉州开元寺，然后辗转逃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岛，开始在此隐居，据说，当地的华人，至今仍在每年农历五月十六建文帝登基那天，举行隆重的拜“皇爷”之礼。后来明成祖即位之后，派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流落海外的建文帝。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辞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