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吾家村并不是桃花源。
那时候大家很看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我父母这种接受过“资产jie级教育”的，更要积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而由于祖父祖母的身份，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子比寻常下放的人家更加艰难。
你去过吾家村，应该知道，吾姓是盘踞在整个村的大姓。
而在当年，宗族的势力更加辉煌。
像我们这样的外姓人，在吾家村只能谨小慎微地活着，唯恐动辄得咎，被扣上更严重的帽子。
母亲从前是教授家的女儿，生得柔弱漂亮、知书达理，生活富足幸福，却在后半生把从前未尝过的苦都吃尽了。
十岁那年的夏天，我陪母亲一道下地割稻子，村里一个叫吾建的男人，没看到蹲在稻丛中干活的我，向母亲搭讪不成，仗着四下无人想把她往田埂下拖。
母亲大声呼救，我飞奔过去，反而被吾建狠狠痛殴了一顿，幸好后来有村民赶来，吾建才收手。
而母亲在挣扎中摔断了腿。
或许是我们一家在村里生活得实在卑微寡言，才给了别人可随意欺凌的印象。
可父亲坚信这世间有法理和公道，无惧旁人的闲言碎语，也要维护母亲的尊严，所以他把事情告到了村大队。
村主任和大队长都姓吾。吾明，也就是后来的吾老爷子，建国前在附近几个村带头反抗过地主，后来接了他叔叔大队长的位置。
他有威望，吾家村的人都对他十分信服，公事乃至私事，他都有拿主意的绝对权威。
他说吾建只是想和母亲拉家常，问问地里的情况，是母亲神经太敏感，还把自己弄伤了。周围的村民都可以作证，吾建根本什么都没做。
吾家村是他们的大本营，下放到这儿的外姓人基本都各扫门前雪，我们一家孤立无援，除了忍恨吞声，也没有其他办法。
那时，祖父祖母还没平反，我们家成分不好，就算往上告，只怕也只有受奚落和诋毁的份。
那是我第一次对吾家人满腔愤怒。
从那以后，父亲就十分护着母亲，我也几乎无时无刻地跟在她身边。
只是母亲本就体弱，经过那一次断腿的折磨，身体更不如前。在我十二岁那年，她早早离开了父亲和我。
我继承了父母爱读书好钻研的学习天赋，从开蒙起就成绩优异，十四岁那年成为村里唯一考上高中的学生。
因为大环境的动荡和一些特殊因素，加之母亲去世后，父亲身体每况日下，有心却无力供我上学，我放弃上高中，被安排到隔壁县的清水村插队。
四年后，我在那里遇到了吾娟。
她是吾老爷子的小女儿，比我小三岁，从前我从没有注意过她，可她来到清水村后，就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跟在我身边打转，用意昭然若揭。
周围的人都看穿了她的心思，在那个年代，既有淳朴善良的农民，更有许多没受过教育道德底线低下的，会当着我们的面开一些下流的黄色玩笑。
我本来就憎恶吾家人，因此对吾娟的恶感更是倍增。
吾老爷子应该猜出了吾娟的心思，某次我回家探望父亲时，在村口的大樟树下，被吾老爷子叫住。
他问我想不想继续念高中，还说，如果我愿意，可以由他安排，走工农兵推荐的方式去城里上大学。
我告诉他，我不打算继续读书，插队接受群众教育也是一种学习。
他叹了口气，很惋惜的样子，没说什么。
我回到家，没把这件事告诉父亲。
我怎么会不想继续念书呢？
我想读书，上大学，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只有回到城里，才能想办法为故去的祖父母平反，才能让身体病弱的父亲看医静养。
可我的家庭成分怎么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除非彻底脱离周家，成为根正苗红的吾家人。
吾老爷子打着让我入赘的主意。
而我绝不可能和他们姓吾的扯上一星半点的联系。
不久之后，吾娟就从清水村回到了吾家村。据说是生病了，要留在家里休养。清水村的人议论，说她根本没病，是吾老爷子不许她再来我身边。
他们议论时没避着我，我也只当没听见。
后来我回到吾家村，才得知我不在的时候，吾娟会时不时上门来，送些柴火、煤炭和粮票，只是每次都被父亲无情地拒之门外。
我自然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
可我不会轻易地被恩惠绑架，况且，我自小见证了父母的恩爱，深知唯有与心心相印的妻子结合才能组成真正的家庭，才会拥有一起对抗风霜雨雪的坚韧。
但我没料到父亲居然会比我还不留情面。
他告诉我：“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我们家不缺这些小恩小惠，以后也不至于受他们吾家的欺侮。”
当我告诉他吾老爷子的打算后，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是一定要走出去、上大学的，否则，一直待在这大山里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就算你再有学识本事，也是利斧陷在烂柴里。只是，我们周家，无论什么事，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你要上大学，就堂堂正正地考出去。”
“中国两千多年的选人制度，从世袭世禄、察举制到后来的科举，一步一步精进，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现在废除高考，靠推荐上大学，不是开历史的倒车么？上面多的是明白人，我想着，再过几年，就算不彻底恢复，也会增加新的上大学的方式。”
这在当时是堪称反动的话，幸而只有我听到。
我相信父亲的话，心里也燃起一丝希望，就此有了打算——我要去上高中。
吾娟可以病退，我当然也可以回来继续念书。
当时我的好朋友林孝秋求他父亲找人，走了关系，之后，就由孝秋顶替我在清泉村插队，我前往县高中念书。
父亲让我不要顾忌家里，他虽然身体弱，却也不是不能下地干活，一个人在家养活自己没问题。
我拿着插队这些年攒下来的钱，找了个当时的“投机倒把份子”，私下兑了粮票，到县里重新参加入学考试，上高中。
复习曾经的知识对我而言很简单，何况我已经将近二十岁，重新拾起学业并不难。只是那时候能上大学的不多，很多人读完高中依旧要下乡插队，所以我也时常迷茫。
两年多时间，全靠父亲给我加油打气，才一直坚持下来。
或许是母亲在天庇佑，我运气很好，高三那年的十月，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属于恢复招生的范畴。
可我的运气又很不好。
十月底，父亲出了意外。
那几天，生产队要修整村上的灌溉渠，整个村的男人都被安排去干活。那一天，父亲先是挑了十几担的泥巴，又挑了十几担的石头，吃完晚饭后，还安排给队里的菜地挑了二十桶水。
他原本就是瘦弱型的读书人，十几年的农活令他饱受关节磨损的折磨。那天，等他干完活摸黑回家，膝盖剧烈疼痛，摔倒在路旁，额头磕在石头上，昏迷了过去。
还是孝秋靠两条腿走路，到县里给我报信。
等我匆匆赶回家时，父亲躺在床上，无法言语，动弹不得。
“像是中风了。”孝秋的爸，林叔告诉我。
我问：“找过铃医了么？”
“没，他不肯来。”
铃医是赤脚医生的老称呼，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比现在，只在县里才有医院，村民们生了病，全靠赤脚医生医治。他们没经过系统培养，都是一代代口传身教，懂一些简单的治病救人的办法。
吾家村的铃医叫吾熊。
据说那天林叔去请他，道明是谁受伤之后，吾熊叹了口气，道：“老刘家的孙子像是得了流脑，接下来一天我都得守着，人家小孩子才六岁，不能就这么没了。”
林叔拉住他不放：“你就去看一趟，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死马当活马医，反正看天命。”
拉扯间，刘家的人赶到，把吾熊抢走，还骂了林叔一顿。
临走，吾熊低声告诉林叔：“周家是走资派，跟村里其他的知青都不一样，听说老周爸妈挨批斗，病死在牛棚，我要是把老周救了，不就是和工农群众为敌么？也要变成革命对象了。”
林叔告诉我的时候，依旧气咻咻。
我愤怒地攥紧拳头。
父亲是参与农活才会摔倒受伤，可村上却不管他的死活。
村上不管，那就去镇上，去县里。
我绑好草鞋，用毯子包住父亲，准备背着他去县城看病。
孝秋也自告奋勇地要陪着我去。
林叔拦住我们：“去县里这一路上都是山路，普通人都要花四个多小时，你背着你爸要走到什么时候？”
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
林叔又道：“你爸摔倒，还不晓得脑袋里有没有淤血，本就不适合移动。而且，你爸现在这出气的样子，看起来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