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她是。只不是大汉奸，是小汉奸罢了。活着的人只要不知情，都会这样说她吧？她唯一能希望的是，死了的人能够明白她的心。死了的赵天麟校长会明白她的，死了的人不再需要什么解释，也无法向他们隐瞒。
原先她以为只要这些人明白她就可以了。现在心里滴滴答答的心酸让她明白，不知不觉间，这个名单上多了一个丁雅立的名字。为什么多出来她无法解释，她只想解释她自己。
我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不，我不能说。
“丁雅立。”她说，对自己的声音还算满意，因为这声音足够平静，足够严肃，“世上很多事情——不是单纯看上去的这样，有很多的斗争是你所看不见的，也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你不相信我，不理解我不知道我，这没问题。我只希望，在你能的时候，你还能伸出援手，就像那天那样。”
再多的话也不能说了。再多说，就不安全了。她不安全，她所爱的那些人不安全，丁雅立也不安全。
于是她说完，麻利地把最后两根线接上，快速地收拾了东西，把门锁了——按约定她要过几天才来测试——然后转身下楼去，把迷惑的丁雅立留在原地。
走到大门的时候，她站在门框处，下半身沐浴在阳光之中。难得冬天有这样温暖的阳光，她应该觉得幸运然后感到快乐不是吗？可她只是觉得伤感，层层叠叠的秋叶一般落满心底的伤感。
从她选择来到上海的那天起她就应该认命的，在她的任务完成之前，她永远做不了阳光下的人。她像是蝙蝠，应该永远栖身黑暗。
今日的一切累积，都是为了那未来的光明，对吧？她希望自己能活着等来那一天。
不，不该这样悲观，我只是被今天的意外影响了情绪。
可这又算什么意外呢，为什么——
“小鹰！”
她正迈步彻底走入阳光里，没想到丁雅立从后面追了出来，拉住她的手，“我知道了，我会的，刚才、我很……”
丁雅立半天整理不出一句话来。而万小鹰没有回头看她，生怕自己多看两眼就要落泪——按理不该这样啊——只是转过身来对丁雅立点头，拍了拍丁雅立拉着自己的右手手背，然后就要走。
丁雅立果然松开了手。
那就松开吧，我到这里来，踏上这条路，本来就准备好了孤身一人。
突然间，丁雅立又追了上来，她听到脚步声也停下来，背对着丁雅立，听见对方说，“有机会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告诉我。我愿意的。我真的愿意。”
她站在那里背对她的时间那样长。在记忆中，她转过身看她的时间也一样长，虽然只是她自己这么觉得。之所以觉得长，是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从那天起，她的生命轨道上就增加了一辆列车。
作者有话说：
{59}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建立的会堂。民国29年的逾越节，自由派教徒租赁东海大戏院（今海门路144号东海电影院）作为会堂，举行了第一次自由派的宗教仪式，并聘请西伯尔斯坦博士为拉比。
{60}即“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典出。
第二十六章
上海的天空原来是这样的，汤玉玮想，从高处看，别有一番风景。可惜这样的风景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见到，而她这一次不但见到了，甚至摸到了，甚至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
42年的下半年，她做了很多事。她没当上副组长，本来让她当，她说自己本来就在前线，要是为了当副组长就跑到后方去，未免有些失职——没说出口的是，为了点点官位就抛弃理想实在令人不齿——她还是宁愿留在前线工作。这样的选择当然得到上级嘉奖，也招来别人的白眼，说她什么便宜都想占。她虽然觉得有点不平，但什么都没说，觉得自己的清白不需要也不能用来说。抢购和转运物资，不曾自肥；传递消息和器材，不曾迟疑和截留；招纳贤才，不搞派系：她认为这是她也好其他人也罢，都应该具备的品德。不能因为有一些人烂了，就把标准整体性的降低，然后把自己捧得很高，这和那些烂泥有什么区别？那岂不成了人家逐利，她沽名钓誉，如此罢了。
她只是想做实事，做了就很好。
秋天的时候她和裴清璋还有裴母过了一个中秋，面上是庆祝中秋，还备齐虾蟹，说什么她当记者挣了一笔相当不菲的稿费，实际上也是庆祝上海地区中美所的相关设备与人员全部准备齐全，以裴清璋为转接中心的东南沿海气象情报网络也已经正式开始运转——两个人的准备工作都已经成功做完，到了正式发挥作用的时候。
她心情好，甚至是志得意满，从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开始她就觉得虽然战况吃紧但一定会胜利——也就是因为这一场胜利，日本人换了好几个密码本，她们现在就要偷其一——裴清璋据此笑她，说她和戴笠一样{61}。她说像他那样想不好吗？
半年多来，她和裴清璋的关系也进步了。她的想法越来越明确，却不知道裴清璋怎样想。她们照旧一样出去玩乐，有的时候是真玩乐，有的时候是借玩乐之名做事，但总之是同进同出，让她非常享受——好像所求不过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以什么形式什么名义、在什么年代什么世道，都不要紧。她送裴清璋礼物，裴清璋总说不要破费，甚至会严肃地嗔怪她，说把钱省下攒起来不好吗？每到这种时候她就说，攒起来，也要贬值，还不如变成礼物给你，“谁知道以后需要的时候，不是这礼物值钱呢？”
裴清璋还是嗔她，她只好改口说自己存不住，总会拿去大吃大喝，还不如变成什么礼物送给裴清璋。久而久之，裴清璋会首先嗔怪她，然后收下礼物，但一定要说是代她收藏的，甚至有一天——终于有一天——带她到自己的闺房里，从床下抽出那樟木箱子，开箱给她看。
她当然不在乎自己这个名义上的主人此前从不知道自己的“财物”都收在哪里，她只是想进裴清璋的闺房，哪怕只是去看看都相当于和裴清璋更近一步。但正如她心底最想说的话是“我都是你的，你和我分彼此也没有意义”却不能说，她不知道、也看不透裴清璋怎么想，只能一切依了裴清璋。
要看透一个人需要知道利害关系，毕竟利害关系是最好的判断依据。可她现在不但看不清楚这一点，还经常把自己的利害和裴清璋的利害混在一起。混合，是她和裴清璋走到今天的基础，她知道不好，现在也退不回去了。
她只能往前走，赖着，陪着，一方面满足于当下的获得，一方面罔顾长期的得失，和自己在任务中坚持的原则完全相反。
不计较得失，不害怕牺牲，宁愿牺牲自己成全领导人，这是戴笠的想法，她曾经只是部分认同，谁知道在自己的爱情里能达成彻底的认同呢？
她能解释自己对理想的追求，解释不了为什么会爱上裴清璋。
“像他那样想不好吗？哀兵必胜，现在还有外援了。”她说。
裴清璋只是笑笑，“总之一切无有惊险就好。”
她点头，但不怎么信，于是补充道，“有惊无险也成。”
现在呢，她站在二十层楼外的墙沿儿上，距离地面七十来米、风相当大，踏足的位置最多一尺宽，细雨飘摇湿滑非常，唯一的安全措施是身上的一根说不好结不结实的腰带和一个挂在铁栏杆上的安全扣，铁栏杆也不知道是否坚固：风雨交加，内外交困，惊已有了，险也有了，接下来是什么呢？
不到二十分钟前，她奉命潜入这间客房，不费什么工夫就找到了日本情报人员的手提箱、打开了密码锁，拿出刚到手的微缩相机——她简直太喜欢这东西了，作为热爱摄影但又苦于一些重要情报她实在背不下来的情报人员——把里面的密码本拍了个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把胶卷和相机分开放了；然后推开窗子，发现下雨了，正想着快点离开，上面的人用力一拽，向上吊的绳子竟然断了。
要不是她还另有一根安全绳挂在窗外栏杆上，她已经摔死了。
这下，她只能启用备份计划，挂着安全绳走到作为备用逃跑路线的房间窗外，翻窗进去，躲过走廊上应该还没来的特高课的视线，从员工通道逃跑。结果正在她要进去的瞬间，房门突然开了。眼见进去只能面对一片无处可藏的空地，她猛地向后躲，人是躲开了，安全绳也没断，里面也只进来一对醉酒的男女，但未几特高课的人果然跟进来了，开始检查房间：她一动不敢动，就这样被困在了外面。
备份方案用完了，第一个是吊上去，第二个是走这里，现在全失效。那时候怎么不觉得两个方案都不可靠呢，她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想到那绳子可以半路断掉呢？
幸好是站稳了挂好了安全绳才断的。
不管了——她脊背紧贴着墙壁，首先保证自己不被屋里的特高课们发现——现在怎么办？特高课往好了说会把不知道怎么会上得来的醉酒男女赶出去、自己也出去，那她还可以进房间去，避免在外面面临着掉下去的风险；可往坏了说按常规做法特高课应该派人来看守这房间，这就不好办了，她不能进去打晕了看守的人然后逃跑，因为：一则，看这样子走廊上肯定也全是人，她逃不掉；二则可能不止一个人，可能打不过；三则，一旦被人发现出了问题，密码本也会作废，整个任务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