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千道万，一切考虑都是基于钱够不够。她有时候坐在餐桌前算账，算来算去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感叹自己仅有的数学能力已经不够用了，天晓得下个月是什么样子？她倒是想预测，只是她也觉得不管是南京还是重庆的政府里管经济的官员，那些教授学者，谁也预测不了经济还能烂到什么地步。迟早有一天，她越来越入不敷出，只能步步倒退，去保全吃饭的大事。
打仗，打仗！打仗！方方面面都是打仗！打仗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要人人都要打仗！
有一次她和汤玉玮说到这个，汤玉玮如常先是说些俏皮话来消解话题的压抑——说自己还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她看汤玉玮的那样子——不晓得为什么，汤玉玮一对她柔软，她就想要“欺负”回去——立即回了一句：“有时候你还和我吃饭呢。”虽然也知道是汤玉玮买单的时候居多，虽然也知道两人一道出去吃饭的等级是越来越下降，虽然——唉——也问过汤玉玮，汤玉玮说了一句实话，“和你吃饭，吃好最重要。费而不惠、应酬的地方，就罢了。”
她当然没有不满意，能和汤玉玮一起好好的吃饭就可以了，和汤玉玮去吃小馄饨挑子都是幸福的。只是觉得无奈。
这样的话题说得多了，汤玉玮终于在某次打闹嬉笑中提到，干脆来她给自己当房客好了，“岂不开源节流、两利共赢？”
她听了这话只是笑了笑，与汤玉玮打闹，言语上未置可否。汤玉玮也没追问。她心里问自己，你愿意吗？
其实不太愿意。
并非不愿意和汤玉玮住在一个屋檐下，愿意得很，天知道她偶尔留宿在汤玉玮的公寓得时候有多快活，那样自由自在没人管只有她们两个人、世界末日也无所谓。但那是她在汤玉玮那里，不是凡尔登花园这个屋檐下。这个屋檐下除了那对夫妇，还有自己的母亲。自己还在生病的母亲。
母亲的病越来越麻烦，实在拖累人，她作为女儿这就算是麻烦事也没有置身事外的理由，但她不想汤玉玮也被拖进来。汤玉玮有她愿意去做大事业，那就去做，自己只在这里给予支持，这一点支持，也就不错了。汤玉玮的事业中，与她有关的部分她会全力以赴，收到的中美所做情报的薪金勉强足够给母亲看病，也就够了。
如果战争结束了——有时候她会想，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些事情想也无用，只是给自己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也许那时候，她和汤玉玮，可以真正的，好好的，过下去，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过下去……
她有那样多的梦想等待实现，从前以为不能实现的那些，那么那么多。
那样的生活里，一切的问题，一定都可以迎刃而解。
第三十四章
从医院出来，一阵风过，裴清璋先是帮母亲把披肩裹得更严实了， “走吗？”她问，“要不咱们坐车？”
母亲摇了摇头，“这两天感觉不错，还能走，我们走吧。”
可说是这么说，刚走两步，风一吹，母亲立刻站住了，要不是有她扶着她感觉母亲都要倒下去，“咱们还是坐车吧。”也没征求同意，直接招手拦下一辆黄包车。左看右看不见第二辆出现，她于是让母亲先回去，自己拿着东西后面来，然后把车资提前付了。
汤玉玮之前说陪着来，被她拒绝，理由是，第一摩托车坐不了三个人，第二加油不容易，第三——这天气健康的成年人适合坐摩托车，母亲不适合。
她把多带的大披肩给母亲当摊子盖上之后，站在原地目送黄包车远去，手里还拎着包，里面还装着水壶和两条备用手帕。等到了那边，多收了车资的车夫会去叫女佣出来接母亲。她说了，不管母亲是否同意、会不会坚持自己可以所以直接下车走过去，车夫都要这么做。
希望的确会。应该不至于不会吧？不过母亲的确也能走。比前阵子好。她也就可稍加放心，利用这段时间去买药。这样省出来的时间就可以用来多翻译一些稿子，多做一些别的事情。
她的每一分钟都要这样仔细规划，唯其如此追求在每一分钟都做最好的决策，才能最大化地利用每一分钟，转换每一毫厘可以转换的经济利益。
当然这是最好的计划，计划内尚且要保留做不到的那个部分。何况计划外。要是计划外出现了，她只能跟着计划外去调整，有时候调整得费力，亦步亦趋地追就像用有限的收入追无限上涨的物价。
母亲的病是从计划内来到计划外的，而且渐渐有了野马脱缰的趋势。从她记事起，她就知道她的母亲是“先天体质弱”、“生下自己之后身体更差”——这话说的好像是生下她是一种罪孽一样，因为第一她带走了母亲的健康，第二因为她带走了母亲的健康而使得父母不再有孩子，父亲拒绝纳妾也就没有了继承香火的人，第三，因为前两点，父亲流连烟花，母亲感到被抛弃，心境日益抑郁，随着年岁渐长变得偏执：这些都可以怪她。
她早前总是抱着对此类观点的里外一致的反对和抵制，现在有了阅历，反观内心，知道自己表面上当然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但心底多少也觉得是这样一回事——不然呢？要不这么多年为什么总是对母亲心怀愧疚、哪怕是在母亲最无理取闹的时候？
她印象中母亲一直有食不下咽的问题。只是自己还小的时候似乎没人把这当回事，尤其是母亲自己，觉得很不要紧，少吃点正好每年不用放大旗袍，而且几十岁的年纪身材依旧好，多少有些骄傲。结果前阵子，母亲突然大病一场，先是莫名发热高烧，接着全身疼痛，恶心呕吐好不容易被压下去，食欲不振就接踵而至，上腹胀痛一直不缓解，几日之后又变成腹泻——这还说不好是病的还是吃了通便药该有的结果，总之一发不可收拾，她实在看不下去，和汤玉玮一道强拉母亲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是乙肝。
乙肝？
是。
她努力站住了，不要摇晃，实际上已经不能判断自己有没有在摇晃。
现在情况严重吗？
现在嘛……
其实只有一半的意识在听医生说话了。但要等到汤玉玮来，问她，她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记住——不能复述，整理不起来——又要等到汤玉玮从医生那里回来，她才想起来自己之所以不能复述，是因为精神打击，是因为医生说到了很多要用的药、也要说到了基本上都没有，然后婉转地问她能不能弄一点。
她是有渠道，还很可靠，但是不一定都能弄得到，最重要的是，不一定能支付得起治疗个好几年的价钱。
等她镇定下来，两人又一道去见医生，末了得到的答案是，弄药不容易，先吃点中药吧。
医生说这话时并没有别的表示，只是用略带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她们两个。她当然明白那种打量，没有别的意思，大概好奇她们是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至少在钱的层面上。
是这样吗？不完全是。不是吗？其实也是。
药店到了。西药她问了问，有的极少，价钱又涨了一些。一开始想着这药吃了也不过缓解症状、就不想买，转念又觉得除了缓解她还有什么能做的？治疗、缓解，都在医院，医院之外——
你可以给你妈妈增加营养，养好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吃点药。
医生这么说。她把药买了。然后出门，正好撞见一辆黄包车，却没有拦下，选择走路回家。
母亲后来当然是住院了，她不得不陪护，在医院的炉子旁一边看着粥一边做翻译，和女佣两班倒——说起来是两班倒其实有时候她休息她还要出去办事，一出医院大门就是汤玉玮在等着她，亲自接她去，又护送她回。这也都还好，费神的是母亲和来探望母亲的各色等人。
从冷清的大街穿过，一路快步回凡尔登花园，偶尔看见一两辆停在街边的汽车，她都会仔细打量，看看是不是认识的人——那些她往日不认识、只是在母亲的话语中听过名字的人。她不想见到她们，但又不得不见，见了还要陪笑脸。她承认自己的算计有点过分，指望着这些人出于面子也好情谊也罢，支援母亲的痊愈事业。谁想得到上门探望的只带了关心，并没有营养品，好像这里不是上海而是大后方一样，东西难买，大家没钱——打牌赌钱的时候就有了！
她们来，她招待，还要专门准备东西招待，还要考虑母亲是否合适见客——哪怕她的考虑和决定母亲未必会听——还要准备给母亲保暖的东西，还要和租客沟通让他们不要见怪也不要打扰，方方面面全是算计，最末，还要一道见客。
她的心力只想用来考虑避免母亲因营养不好而病情加重，这已经够难了！
到家，上楼，看见母亲疲倦睡了，问过吃药没有，和女佣对完账，和难得在家的租客聊两句，然后上楼去，开始她耽误了一天的翻译工作，从下午时分，一直坐到了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