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没错，这都是她的目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把自己挣到的钱，给裴清璋，支援陶静纯的医药费。
别的都涨，医药费也不能避免。1945年2月的这一天，她走在上海街头，手里握着相机。由于清楚地知道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并且可以轻松地规避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耳目，她丝毫不担心自己会因为拍照而被抓走。
其实这些年在上海，在路上总是匆匆忙忙，急于去这里，急于去那里，从风景中穿过，很少停下脚步来细细欣赏，现在因为这样的机缘而有了机会，若欲自嘲，对自己舍不得，因此镜头之下似乎总带着几分哀伤。
比如此刻，淅沥小雨已经停了，她走在大街上，汽车早已没了，人力车来去匆匆，远不如两年前曾有一次，她站在旁边这栋大楼的三楼看到的那样，汽车向北，人力车向南，秋雨中几乎拥塞了整个马路，不时溅起泥点。
现在连泥点也没有谁来溅起了，脏水只是流进下水道。
生活这样一天一天的萧瑟下去，如同人们的钱包与财产。
她在街角站定，预备拍摄一个空荡荡的街角，然而按下快门的时候一辆汽车驶过——这年月还能开得起汽车的不是汪伪的官就是日本人了——她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也许有这辆车，也许没有。
一切也许会好，也许不会。
转过街角，她向人流应该更密集的地方走去。她喜欢拍人像，好的照片应该在那一刻凝固刹那真实，好的照片要能保留那一刻的情感，照片是即时的，所以是永恒的。
走没几步就看到一家银号，果然有不少人拥在那里，也许是排队等待换钱。有人西装革履——有的旧，有的还算半新，总之没有簇新的，有的还洗得发白了——有的穿棉布长袍，厚薄一眼就可看穿。她看到人家换钱，就想到自己的存款，自己的现金，裴清璋存下的那些“礼物”——裴清璋有一日开玩笑说这是她这个恩客打给自己这个长三的“头面”，来日正好拿出去换钱，她即便反对裴清璋自降身价但更欣于裴清璋的苦中作乐——自己还有多少钱？如果以后没有必要，有些华丽的衣服，干脆还是当了好。可是当掉，又可能面临一个价钱不合适的问题。她不愿意拿法币，□□当然更不愿意，可是买家也未必拿得出别的，卖一件大衣难不成人家给你割金子？黑市米索价数千，她还不如拿大衣去换米。
裴清璋知道了一定会嗔怪她，说什么咱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她也不过想想，但内心总觉得，自己离那一步还有多远呢？战争再不结束，她——
她光顾着看人群，未料往前走差点撞上一个身上棉袍洗得太旧的妇女的背，她立刻往后一退后，站定一看，是一群人在看热闹。看什么热闹？她比别人略高些，从人缝里往里一瞧，看见是个破衣烂衫的小孩子，倒在路边，显然已经死去多时——收尸队的，正在把草席给他裹上。
她听见周围人似乎在用各自听得懂的方言聊这个孩子是何时开始在这一带乞讨、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又如何倒在路边的。左不过是营养不良，一个说。看那个肚子大的，是饿死的，另一个说。现在从外面乡下逃进来的难民太多了，昨天在汇丰银行门口睡了五六个，今天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她走到街对面，照了一张看热闹议论的人群，然后离去。
生活这样一天一天的冷酷下去，如同人们的肚子与精神。
她一边走，一边想到王小亭的照片。恍然觉得世事沧桑。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当初来做着一切的想法与初心还在不在？血还热不热？
眼见着对军统那边的理想已经开始动摇，也许眼下只好抓住摄影这回事。
她穿过一片老弄堂，看见面容或萎靡或黄瘦的男男女女走来走去，看见泼辣的母亲追打自己的孩子，看见卖甘蔗的农人依靠墙边，她把它们都拍了下来，却又觉得他们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国人没有太大区别，这就是她想要呈现给世界的中国吗？也许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是认为这一切丑陋还是嫌弃这不是中国理想中的中国？她说不清。
这一天以去接裴清璋为结束。裴清璋今天依旧去送稿子。她唯一能拍得底气十足也非常喜欢拍的，就是关于裴清璋的照片。44年底，上海音协主办的那场陈歌辛音乐会，在兰心大戏院，她专门搞到了票，带着裴清璋去休息——裴清璋说是给她庆贺，她说是让裴清璋也休息休息，最后都说是为了陈歌辛，谁也不提钱的事——事后，她已经不记得里面有几首舒伯特、几首穆索尔斯基，有什么乐器（之前还津津乐道的），只记得路上和裴清璋讨论陈歌辛的遭遇，继而讨论艺术和苦难的关系。得到的答案，是艺术创作不见得与生活的幸福或不幸福有关，苦难未必造就艺术，造就艺术的是寻找艺术、看见美好的心灵。
“不过，我不认为丑陋一定是或者不是艺术。”裴清璋说。
而那一刻的汤玉玮只看见了裴清璋的侧脸，别人也许不觉得，她从来都觉得裴清璋很美，情人眼里不出西施出什么？
于是忽然掏出相机拍了一张。
于是裴清璋笑着说“你干什么”。
拍裴清璋的照片卖得最好，尤其是这张。她拍裴清璋的各种角度，各种姿势。如果这是认知东方美人的窗口，她觉得这是达成了自己的理想，甚至还圆满了自己的私心。很好。
裴清璋出来了，她又一次按下快门。只是这一次的这一张裴清璋看向了镜头，所以这一张，她不会卖掉。
作者有话说：
{69}宋案是近代史的疑案，普遍都把锅扣给袁世凯，但可能是国民党内部下手的说法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这一说法认为，宋教仁主张党团政治，显然于孙中山不利，孙中山是有杀他的理由的。
第四十章
大年过完，不到元宵节，天气微微回暖一些，陶静纯就又病了。先是说自己成日在家里打喷嚏一定是因为哪位往日输给她太多钱的太太送的花的花粉让她过敏，又说是过年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太油，既不认为自己是春节里打牌太多劳累又着凉，也不认为自己往日三心二意的治疗可能是罪魁祸首。但无论如何，她进医院了，先是看上去是花粉过敏的着凉感冒，接着是肠胃不适，最后肝病复发，一复发就不可收拾，在医生的劝阻和女儿的强制之下，她开始在医院长住了。
裴清璋别无余力雇人照顾，只能自己和汤玉玮轮流照顾，各自把工作带到病房或者去病房的路上去。汤玉玮还跟她说，自己闲，拍照也很容易，路上拍就行了，她这么忙，去忙就好了。
是啊她忙，她把翻译稿都带到病房去做，短暂的居家的时间除了安排生活起居收支存款，就是处理情报信息，天天已经是连轴转，一样都不能放弃。
她想尝试一切可以尝试的办法提高两个人的效率，不让彼此太累——尤其是汤玉玮，有时候在医院交班，顺路就把她的翻译稿带上送去，美其名曰自己可以多走些地方也就多拍点照片，实际上是给自己更多时间休息。
所以她再一次、甚至可以说是再再一次，想要教会汤玉玮发报，罔顾之前汤玉玮数次学习都有一个很糟糕的缺点：笔迹明显。如果真是让汤玉玮去发报，很大程度上可能有的监听者会很快发现有两个人发报，并且从任何刻意或者无意的痕迹中判断出加密的痕迹、发报者的性格。更进一步说，汤玉玮曾经尝试发报时展现出的手艺实在很烂，有时候还需要想一想、不能立刻反应出经过加密的内容，等于要花她的徒弟两倍以上的时间发一段加密文——相比于自己，也许是四倍。
汤玉玮说那我就代你去取好了，带回来给你。她想拒绝，理由是危险，可是汤玉玮去开机之后记下来拿回来，面临的危险无非被人设伏或跟踪，从逃这些麻烦的能力来说，汤玉玮的确比她强。
总之，陶静纯病后，汤玉玮一边照顾，一边跑腿，总说自己很闲，时间很多，精力充沛，不给裴清璋左右为难的机会。
除了这天。
她到医院的时候有些迟了，已经是上午十点。她一上楼就被医生拦住，说陶静纯昨天晚上难受，怎么处理都不见好，一直折腾，后来不适感自行消退之后才睡过去，今天上午已经让护士提前带去检查了，“她不让汤小姐一起去，所以我就让护士陪着去了。”
她和医生讨论了一会儿原因、治疗到现在的情况和往下怎么调整治疗方案，就往病房去，一路上想的都是往下怎么办，不防一走进门口，就看见汤玉玮坐在看护的白色木凳上，右腿叠着左腿，双手交握放在右大腿上，姿势可谓端庄娴雅，背靠着墙睡着了。
背脊直挺挺，多累啊。不肯趴在床上，是不想耽误医护人员换床单，还是怕引起母亲的不快？总之汤玉玮就是那样睡着，像一尊古希腊的雕塑，靠着墙壁，一动不动。这个按理应该十分警醒的人，在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之后，竟然也没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