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塔岛技术悲剧的原理，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华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长出灿烂的文明来。实际上，自从西亚、东亚各自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原始的农业开始，东亚就不再是一个大号的塔岛。在更早的现代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就已经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岛了，它与欧亚大陆频繁地发生着交流，有一些人走进来，有一些人走出去，他们把思想、文化、技术、物种带来带去。
坚持西来说、本土说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所说的文明，是有其标准的。不同的学者提出的标准会有所不同，但无外乎几个要素：（青铜）冶金术、城市、文字系统、信仰（宗教）体系。一个被学者承认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备大部分要素。
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和信仰体系，但是缺乏冶金术和文字系统，因此国外主流学者并没有把良渚文化提升为“良渚文明”。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会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当得起“良渚文明”称号的。因此，良渚社会算不算文明古国，还是一个争议话题。
从文明的标准和文明的进程看，中华文明能够诞生并屹立于东亚，正是中华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物种，甚至一些思想与文化，一举脱胎换骨，把各种地区文化、技术熔炼成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青铜和家马，正是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诞生的决定性推手，它们衍生出来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给古代势力提供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
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传输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增强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给了南方农耕社会以极大的压力，石峁古城展现的防御能力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稍后，青铜与家马扩散到北方地区，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区各地人群的战斗力。为了共同防御敌人，原本分散的各个部落会组成更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部落联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在部落联盟内部，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带来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过去一个偏远部族发动叛乱，联盟首领鞭长莫及，难以镇压，现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携带青铜武器、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平定叛乱，震慑有二心的部族，从而使部落联盟内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着文明国家不断迈进。
此外，青铜技术在北方地区还起到了文明催化剂一样的重要作用。青铜技术是文明古国诞生前夕的高科技，我们的祖先用青铜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创造出中华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使部落联盟内部的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以和平的方式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使北方地区各个部落对于贸易有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显示了这个趋势。
黄牛本来是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优质的黄牛品种可以给古代人群提供优质的劳作畜力和美味食物。通过对当时各个文化人群养的黄牛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贸易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如此大范围内，每个遗址中占比最高的黄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其他几个黄牛基因型则占比很低，它们在各个遗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样。这说明在北方地区黄牛的交流十分广泛，一种优质的家牛品种会让各个部落趋之若鹜。
有趣的是，中国上古传说竟然也讲述了牛羊贸易的故事。根据《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商王有一个叫作王亥的先祖，与兄弟一起赶着牛羊去有易氏部落做生意，被有易氏的贵族谋财害命。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欲为父亲报仇，但是实力不够，直到4年后才借到河伯的兵，终于消灭了有易氏，为王亥报仇雪恨。此后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后世商王祭祀上甲微，向他汇报目前本国的事项。上甲微显然很受商朝人尊重，经常享受后代的祭祀。
上古传说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所反映的先商部落进行远距离牲畜贸易的情景，应该是符合当时北方地区部落交往实际情况的。
上面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动荡的状态，各个部落之间既有和平的商贸往来，也有暴力的兵戎相见。从考古遗址中，学者们也能够读出那段动荡的历史。
仰韶温暖期本来是一段祖先们的快乐时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的技术和物种不断涌现，广阔天地里的古人传播彼此的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在距今约4500年前，北方地区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那种和谐社会土崩瓦解。从龙山时代的遗址看，聚落开始构筑坚固的环壕，更大的聚落甚至修建城垣工事，对外防御强邻骚扰，对内凝聚部落人心。北方地区陷入万邦林立的状态，相互之间征伐不断。
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的转变？显然，人口增长是重要的内因。进入龙山时代，可能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田的产量并不高，粟、黍、菽已经得到充分驯化和种植，而小麦尚在赶来的路上，粮食增产在彼时彼地遇到瓶颈，人口激增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压力。各个部落尽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彼此会为了争夺一块耕地、一块牧场甚至一处水源而发生冲突。
龙山时代的气候也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元凶之一。在经历了仰韶时代的温暖后，龙山时代已经处于大暖期的末期，气候变得波动起来，有时还会出现降温事件。气候波动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激发一些部落的生存危机，求生欲驱使他们对外诉诸暴力，抢夺资源。
最终，气候变化推动了中华大地实现“临门一脚”，从一片乱世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距今4000年前，不论是中华大地还是欧亚大陆，似乎都正在经历巨大的气候转变。
比如我们谈到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沿着长江上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上游的宝墩文化都在同一时期衰落。北方的齐家文化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走向消亡，更北的辽河流域的文化也差不多同时走向了衰落。只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古文化大面积衰落的背景下冉冉升起。
这种巨大的转变，考古学家称之为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原本东西南北如繁星般的各种古文化都黯淡下来，只有中原升起了一轮文化的明月。
在前作《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中，我分析了文化面貌巨变的气候原因，猜测可能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北向移动导致了中华大地古文化的大量衰落。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放眼全球，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似乎都在经历气候巨变。
距今4200年前左右，埃及古王国在奴隶大起义的动荡中走向了终点。不过，学者们最近提出了古王国灭亡的新视角。他们找来了那个时代古埃及人的棺材板，仔细分析了棺材板上的树木年轮痕迹，发现当时的气候极端异常，有强烈且短暂的干旱期。干旱带来的粮食减产给古埃及统治者制造了巨大的麻烦，局势最终失控了。
在西亚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对一座消失的大型城市进行考古发掘，在距今4200—3900年前的土壤层中发现了那个时期气候严重干旱的证据，甚至连蚯蚓都因干旱而大量死亡。
在印度河河谷，距今3700年前左右，古印度文明突然消失。过去学者认为，古印度文明可能遭遇了西北方向族群即雅利安人的入侵。但是气候学家发现，印度河文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衰退，原因很可能是气候波动导致了灌溉水源的不稳定。
为什么距今4000年前，全球气候经历了如此巨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比远古中国先期进入文明古国阶段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而中华大地却在气候打击下凤凰涅槃，中原地区迈入了文明古国阶段。
最早的中国，祖先的家国
动荡不堪的环境中，相对适宜生存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终于脱颖而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站上了文明的高台。
考古发现，降温、洪水、干旱等灾难在龙山时代末期导致北方地区人口规模下降。同时，人口向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集中，以二里头都城为中心的区域人口规模逆势膨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都城规模宏大，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这种城市格局为此后的古代中国各个朝代所继承，比如汉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阶层井然的社会，贵族住在宫殿区以东区域，“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区。都城内部有许多功能区，比如铸铜作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那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在“城市”的中东部，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或许他们会戴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饰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土地上的民众人丁兴旺。
二里头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是一处都邑性质的所在，其统治力控制着辐射向四周很广的区域。
按照前文所说的文明标准，二里头社会已经具备了冶金术、城市以及信仰体系。尽管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证据，但它所显示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已经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国的门槛。考虑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续了二里头社会称雄中原地区，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
与大陆西边的一些文明如巴比伦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特的气质。与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导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围绕祖先崇拜构筑起自己的文明结构。
这种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早在5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现了一批泥砖建筑城市—苏美尔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城市群之一。苏美尔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两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这些苏美尔城市的出现，与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陆地上的商队与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
在苏美尔城市中，居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贵族，统治着当地的农民和奴隶，在城市周边拥有耕地；第二类是商人，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随从、水手们；第三类是祭司，他们也拥有土地、牧场和大量劳工，但与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是神灵在人间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庙、供奉物产以取悦神灵。苏美尔祭司们的权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负责执行城市事务的首领。
在苏美尔城市出现之前，当地只有一些狩猎采集者，所以苏美尔人最初是“外来户”，他们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海路和陆路贸易，促进城市发展。作为“外来户”，要维系自己的统治，苏美尔人的上层选择了依靠宗教来树立权威、团结民众。宗教中的神灵虚无缥缈，具有超越族群差别和阶层差异的普适性，便于苏美尔上层统治本地原住民，以及从各地迁移而来的新住民。
以宗教立城、以神权治国，这正是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注重贸易财富的外来祭司主导了两河流域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继承和发扬。
从苏美尔文明的出现与演变来观察中华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们会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良渚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突然之间”在江南地区勃发的，而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暗示我们，良渚文化的上层神职人员，说不定也是“外来户”，他们从远方迁入江南地区后，以自己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他们可能还携带了远超过南方本地的玉器技术而来），构建了他们的地上天国，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乃至最早的中华文明形态，就与苏美尔文明南辕北辙了。
考古遗址告诉后人，中原地区城市群的出现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农耕聚落，以周边的农田养活部落民众；然后聚落不断壮大，最终有些聚落成长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贸易功能。中华大地是先有农田，再有城市，而两河流域是先有贸易城市，再有配套农耕聚落，两者路径截然不同。
既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是从更古老的农耕聚落一步步扩大而来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领及其亲属“代劳”了，部落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首领，当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长，或者即便他们不是每个角色都担任，也是由自己的亲族来分担某些角色。
每个部落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是亲密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就变得比对共同神灵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有利于首领统治民众和团结民众。很多时候，部落的祖先就相当于本族群的“神灵”一样的存在。
即便各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朝着最早的中国迈进，对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维系血缘关系较近的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武器。因为广阔的中原大地是农耕沃土，广泛的部落联盟以农耕为根基，正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农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国，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为最早的中国的精神根脉和信仰支柱。最早的中国，即是祖先的家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早的中国，是本土物产与思想文化的漫长积淀、外来物产与异域文化的涓涓流入，以及气候巨变合力孕育出来的文明果实。当中华大地一脚跨入文明古国的殿堂时，等待我们祖先的命运并不是岁月静好的田园恋歌，而是疾风暴雨的文明碰撞。
小贴士 虫牙里藏着陶寺人民食谱
现代人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会刷牙。牙医甚至建议，每次用餐之后都应该刷牙。刷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龋齿。龋齿也叫虫牙、蛀牙，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龋齿，但是一般来说，食物中所含有的糖分是我们牙齿的最大敌人。
古代人的牙齿卫生问题更严重，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够分泌酸性物质的细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外国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古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5.3%，平均为1.3%；狩猎采集和农业混合经济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44%~10.3%，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为2.1%~26.9%，平均为8.6%。另有学者指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低，只有0.2%~0.9%。
也就是说，越是依赖农作物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龋齿发生比例就越高。
于是，通过分析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学者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而推断他们所身处的社会阶段。
就拿山西陶寺文化来说，这个古老文化活跃在距今4300—3900年前，与陕西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陶寺遗址中有墓葬和灰坑，里面分别出土了人类骨骼。从随葬品和建筑规格看，墓葬人群应该是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灰坑人群则是平民百姓。对陶寺遗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另外，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表明，哺乳动物占有绝对优势，包括猪、牛、羊和狗等，其中猪骨最多，据此推测当时陶寺人群获取肉食的来源主要是驯化动物。
那么，陶寺人群的食谱是怎样的呢？通过对古人遗骸牙齿中龋齿的统计，学者们发现，陶寺人群的龋齿率大概在3%，其中墓葬人群2.9%，灰坑人群3.1%，两者差别不大。看起来，陶寺人群虽然拥有了出色的农作物和农业技术，但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类，使得他们的龋齿率并不高。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陶寺人群牙齿的磨损情况，发现他们的牙齿磨损也不严重，这显然与他们食谱中有很多柔软的肉类有关。而且，对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他们的食谱挺固定的。
从陶寺文化的案例看，即使古人掌握了很好的农耕技术，也并不一定就要让农作物主粮占据食谱的绝大部分。植物性的主粮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口感和营养上是比较糟糕的，因此古人在有条件获得其他食物特别是肉类的情况下，还是会让自己的餐桌尽量丰富起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红山文化—比陶寺文化更早的东北地区古文化。红山人群的龋齿率为1%~2%，这当然和红山文化的农业水平可能比陶寺文化低一点儿有关系，但也说明红山人群能够获得其他食物来源，特别是由于靠近丛林和草原，可以通过狩猎或畜牧获得肉食，因此不必过度依赖农耕获得的粮食。
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宫殿和城墙被毁，贵族墓地遭到破坏，很多人被杀害。对于陶寺文化的结束到底是内部叛乱还是外来入侵导致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中。至少我们从龋齿反映的食谱来看，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与下层百姓在饮食上是比较相近的，不太容易产生内部激烈冲突。
小小的虫牙好似穿越时空的芯片，提供给人们了解古老文化的宝贵信息。
第五章 西域争雄——压向东土的多米诺骨牌
“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古墓中的女性干尸，并把她称作“微笑公主”。贝格曼与“微笑公主”相遇的那一年是1934年，贝格曼31岁，而“微笑公主”大概3800岁了，当然，这是指她的肉身存在的时间长度。
沉睡在沙漠墓葬中的“微笑公主”无言无语，但她以及那些一同躺在小河墓地的大量干尸的基因，将为后人拂去历史的尘沙，展现西域几千年间的人类迁徙历史。
“小河公主”的复杂血统
沃尔克·贝格曼是瑞典人，当他于1927年从考古学专业毕业，来到中国，加入斯文·赫定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他的瑞典前辈安特生不仅已经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还在前一年刚刚向世界公布发现了周口店古人类的牙齿，早已声名鹊起。
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附近发现了“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群，贝格曼随口用旁边流淌的小河将这处墓地命名为“小河墓地”，那里正是“微笑公主”安眠之所。
跨越几千年的一瞥，竟然成为永别。由于当时中国局势动荡，贝格曼带着少量文物离开了小河墓地，再也没有返回。“微笑公主”惊世一现后，就隐藏在漫漫黄沙之中，消失了踪影。
苦苦寻觅60多年后，2000年，小河墓地终于又重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次，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她头戴尖顶毡帽，微闭双眸，穿越岁月的长长睫毛固守着她的美貌。人们称呼她为“小河公主”，与贝格曼描写的“微笑公主”相对应。
根据碳十四同位素测年的数据，小河墓地的年代在距今3980—3540年前，这很可能意味着“小河公主”和她的族人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对这一早期人群进行基因分析，应该能揭开塔里木盆地史前时代的一段历史。
基因分析表明，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基因既有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也有来自欧亚大陆东部的基因，但这并不代表早在近4000年前东方人群和西方人群在罗布泊相遇并融合在一起了。从更详细的基因类型看，故事应该这样讲述：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他们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贝加尔湖一带，与西部的人群先是在欧亚草原带上相遇，人群发生融合，地点可能在西伯利亚南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一带；然后，这批混血人群向南迁移，有一支进入了罗布泊地区，在这里定居下来。
这就是“小河公主”族群的来历。所以，他们可能是来自西北方、北方的畜牧人群的后代。
此外，小河墓地人群还携带少量南亚地区、中亚伊朗地区的基因，一种解释是一批南亚人群通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然后继续东进，来到罗布泊地区。这条路线比较艰苦，因此另一种解释也许更为合理：一些南亚人群的基因首先融入欧亚草原带的人群，然后从哈萨克斯坦草原向东南方向迁移到北疆草原，再翻过天山进入罗布泊地区。
小河墓地人群的来源是复杂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融入了更多不同来源的人。在早期，小河墓地人群的基因型多样性较低，比如某个母系遗传基因型在整个群体中就大约占了50%，包括一个被祭祀的泥棺中的女尸，其基因即属于这个类型，这说明她的地位较高，很可能生养了很多子女。也许最初迁徙来的那批人群基本上属于一个大家族，女性成员的血缘都比较亲密。不过这个基因型在后期的比例迅速下降，也没有了泥棺的现象，这说明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女性来源越来越复杂了。
然而，小河墓地人群的父系基因型却是另一番景象，普遍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而且早期和晚期没有多大的区别。这说明他们可能并没有或者极少接受外来的男性成员，而是不断接纳外界的女性成员。我们可以猜测，那些女性成员可能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从周边娶过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也有很多罗布泊女性外嫁到周边去。
小河墓地人群保留了很多来自草原的文化元素。比如他们的墓地放置许多牛头、公羊角，墓内随葬公牛角和公羊角，有的墓中多达26个，木棺用整张牛皮或羊皮覆盖，显然这些墓主人生前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小河墓地里没有发现陶器，但是临近同类人群的遗址中出土了尖底草篓，风格上与一种草原上流行的尖底陶器非常相似。
小河墓地人群以小麦作为随葬品之一，这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小麦的遗址之一。此外，墓地里还出土了粟和黍的籽粒。这样东西合璧风格的农作物组合，最早很可能是在草原之路上出现的。因此，也许小河墓地人群的祖辈通过草原之路的东西交流，获得了东西方的不同农作物，然后南下的时候也将它们都随身携带到了罗布泊地区。
更有趣的发现是牛奶。在随葬草篓以及墓主人的衣物、皮肤上面，人们发现了乳白色的浆状物质残留。通过蛋白质分析可以确定，这种物质是牛奶制品，这说明牛奶作为畜牧业的副产品，已经成为小河墓地人群食谱中重要的一部分。欧亚大陆西部人群拥有能够消化牛奶的乳糖酶基因，而欧亚大陆东部人群缺乏这种基因，“小河公主”和她的族群普遍食用牛奶的现象，再次把他们与欧亚大陆西部人群联系了起来，小河墓地人群拥有的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可能让他们能够消化乳糖，因此可以畅饮牛奶。
不论是基因分析还是文化比较，小河墓地人群的族源都指向了欧亚草原带，都指向了一支古老的草原人群—克尔木齐文化人群。
人类最早的农业诞生于西亚，畜牧业是在农业有了剩余粮食喂养驯化的动物后出现的。一部分农民携带着驯养的动物走向广阔的草原，他们变成了牧民，专门从事畜牧，与专门从事农耕的农民形成了劳动分工。毫不奇怪，整个欧亚草原带上率先崛起的草原文化来自欧亚大陆西部，因为那里靠近农业的诞生地，农民与牧民的劳动分工也更早出现。
距今5600年前，在草原带西部，大概在今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诞生了颜那亚文化，这批草原人群掌握了青铜技术，驯化了家马，很可能发明了车轮。他们的一个突出文化特点是竖穴墓，就是从地面直接向下挖出墓室，埋葬死者。从基因型上看，颜那亚人群和后来草原带上的各种游牧人群，都携带了与其周边农耕人群有关的基因成分，这说明他们的确是从农耕人群中分化出来的。
从基因研究看，距今4000多年前，颜那亚人群后裔已经扩散到欧亚草原带东部。例如，在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古人遗骸上，就检测到了欧亚草原带西部基因成分，而在颜那亚人群之后活跃在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人群，也已经携带了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人群的基因，这说明东西草原带间的人群基因交流很早就开启了。
更有趣的是，在贝加尔湖地区距今4500年前的古人遗骸上，分子生物学家还检测到了一种古老的鼠疫杆菌基因信息，而这种鼠疫杆菌最早应该出现在西方的颜那亚人群中，然后随着这一人群的扩散而传播到广大的地区。不过，检测出鼠疫杆菌的这两个贝加尔湖古人却并不携带颜那亚人群的独特基因，我们可以猜测，也许鼠疫杆菌“先行一步”，通过不同人群间的相互感染，比颜那亚人群基因更早传播到了欧亚草原带东部。
就在绵延万里的草原带风云际会的时代，克尔木齐文化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附近诞生了。
从人群基因交流的角度说，克尔木齐人应该不仅继承了源自颜那亚人群的西方基因，而且融入了来自东方的基因，比如西伯利亚古人的基因。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小河墓地人群也拥有复杂的基因型了，因为他们的祖辈克尔木齐人早已融合了东西方人群的血脉。
克尔木齐人主要活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北疆草原上，克尔木齐文化是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考古学家发现，克尔木齐人善于用石头雕琢冶炼青铜的坩埚，在新疆奇台县一处克尔木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坩埚口径近20厘米，高近40厘米，并有圆形的长柄。这口石坩埚的样式竟然与河南安阳出土的一口商朝陶坩埚—“将军盔”如出一辙。两者的差别之一是材料，安阳坩埚用陶土烧造，而奇台县的坩埚用石头雕琢；差别之二是年代，安阳陶坩埚的年代比2000多千米之外的那口石坩埚晚了好几百年。由于商朝的冶金术很先进，并没有经历自然红铜冶炼阶段，因此其青铜冶炼术应该来自西亚，通过欧亚草原带传入中原地区。克尔木齐人的这口石坩埚，佐证了青铜技术从西向东的传播过程。
草原蝴蝶舞动毁灭的双翅
融贯东西方的克尔木齐人在北疆草原称霸没多久，欧亚草原带上风云突变，在克尔木齐文化西面兴起了一股驾驶双轮马车征战的强大势力，他们向东挺进，对克尔木齐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在克尔木齐文化北方，也有一群手持单钩长矛和空首铜斧的强大势力兴起，向南扩张。克尔木齐人难以抵挡多方强敌的压力，不得不避其锋芒，向南、向东迁移，其中的一支越过东天山，南下到达罗布泊地区，这就是小河墓地人群的来历。
那个手持长矛与铜斧驱赶了克尔木齐人群的亚洲北部势力，就是奥库涅夫人群，他们最早活跃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名字来源于最早发现这种文化的村庄名。关于米努辛斯克盆地要多介绍几句，这个盆地位于南西伯利亚地区，靠近中国的新疆与蒙古国的西北边境，盆地内分布着山地、丘陵、草原、山谷等不同的地貌，拥有丰富的森林、水、岩石矿产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其易守难攻，因此外界的战事对当地人群的侵扰较小。在青铜时代，这里是一些重要的草原文化人群的摇篮。米努辛斯克盆地甚至还与遥远的中原地区发生过文化联系。
作为欧亚草原带的一员，奥库涅夫人群的基因型也融合了东西方人群的基因。他们以畜牧经济为主业，兼营捕鱼和狩猎。奥库涅夫人群能够压制克尔木齐人群，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青铜技术更加先进。他们采用先进的锡青铜铸造技术，红铜斧也采用铸造工艺，使得他们的单钩矛头和空首铜斧锋利无比。
奥库涅夫人群的精良武器是当时各路人马梦寐以求的宝物，所以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很多地方都发现过这种风格的武器。阿尔泰山一带自不必说，向西在欧洲与亚洲交界的乌拉尔山的墓地中就发现了4件奥库涅夫长矛，向东在中国甘肃西部的马厂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2件长矛。在甘肃稍晚的一些文化，比如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空首铜斧。
广泛分布的奥库涅夫武器并不代表奥库涅夫人群南征北战，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他们还没有强大到那个程度。实际上，不论是克尔木齐人群还是奥库涅夫人群，他们在试图向中华大地腹地东进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大对手的顽强抵抗。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四坝文化人群。
四坝文化活跃在距今3900—3500年前的甘肃西部到新疆东部一带，向东毗邻齐家文化，而齐家文化再向东就是以二里头文化为首的中原各文化。
四坝文化人群应该是后来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族群—羌人的主要祖先，从基因型来讲，他们应该以东亚人群为主体。由于更加靠近草原带和中亚，这批古羌人部落接触青铜文化非常早，从草原带输送而来的各种动植物资源，也被他们广泛种植和驯养。在西北地区干旱的环境中，古羌人部落种植大麦和小麦，放牧山羊、绵羊、牛、马。四坝文化人群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武器技术，拥有透銎斧、有銎矛和三叉护手剑等青铜武器，他们的很多武器能够在草原带上找到原型。有趣的是，他们的文化中还有权杖头这种器物，这是典型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元素，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文明就广泛使用权杖头，西亚等地也流行这种器物。中国境内最早的权杖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遗址中。权杖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分布呈现出东早西晚的特点，新疆地区权杖头的出现时间晚于甘肃地区，这种器物显然是西方起源的，这再次说明很多西方物产、技术、文化都是顺着草原带向东传输，然后再从蒙古高原南下进入中华大地的。
正是古羌人部落盘踞在甘肃西部、新疆东部一带，向西势力范围抵达哈密盆地，顽强地抵御了以克尔木齐文化、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部落的东进，使得融合东西方基因型的西域强大势力只能停顿于新疆，驻足不前，否则，也许中华大地上的很多文化人群会更多地融入欧亚大陆草原带西部人群的基因。
但是，青铜时代的草原带风起云涌，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已经成为强势人群的标准配备，一拨又一拨的草原部族策马飞奔，激烈地争夺地盘和财富，中华大地树欲静而风不止。
距今约3400年前，米努辛斯克盆地内又孕育了一支强大的草原族群—卡拉苏克人群。卡拉苏克人兴起后向相对温暖的南方扩张，从而进入了中国新疆北部草原，成为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支力量。从基因型上看，卡拉苏克人群既有草原带西部人群基因，也有南西伯利亚原住民人群基因。卡拉苏克文化的最神奇之处在于，它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强大势力商朝有技术和文化交流。曲柄青铜刀是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配备，这种器物与中国北方流行的一些款式很相似；卡拉苏克人使用的陶器风格也与中国北方的流行风格相似。
通过对青铜器演变的分析发现，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根据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和中原地区有过交流，卡拉苏克人的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弓形器等，都受到了中国北方的影响。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了少量的三足蛋形瓮，这种器物最早出现在中国山西中部。反过来看，中国北方地区的很多兽首风格的刀剑可能受到了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为什么相距数千千米的草原强权和中原强权之间会如此“眉目传情”？
卡拉苏克文化纵横草原五六百年，时间跨度涵盖了商朝的大部分时期和周朝早期。在青铜时代，青铜就是当时的高科技、当时的战略物资。相对来说，商朝地处中原，拥有东亚其他势力无可比拟的青铜矿产资源和青铜产量，以及无与伦比的冶炼技术。一个强大的草原强权很自然地会希望“抱大腿”，结交商朝这样的“科技大国”和“资源大国”，希望从商朝那里获得青铜器和青铜技术，哪怕两者相距数千千米。更何况，商朝族群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他们与北方地区乃至草原带有很深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