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铜、砷铜冶炼再向前一步，就是青铜冶炼。青铜是在铜里面掺入了少量的铅和锡两种金属，从而大幅改善了铜制品的性能。与红铜相比，青铜熔点较低，硬度却较高，容易铸造成形。用青铜制作的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以及细节都能够被加工得凹凸有致、清晰细腻。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南部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主要是一些铜锡合金铸造的工具和武器。稍晚一些的距今5000年前左右，古埃及也出现了青铜器。青铜时代就此开启。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家马和马车技术的快速传播那样，青铜技术也快速向四周传播。
中华大地上出现青铜器的时间是很早的。在甘肃省中南部距今约5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一把保存完整的铜刀，长12.5厘米，采用范铸法制作而成。这把铜刀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铸件。很遗憾，在当时那个时代，中华大地上的青铜制品只此一把。因此，学者们怀疑这把铜刀并不是本地制造的。一种可能是，由于欧亚大陆上各个人群的频繁往来，这把铜刀从西亚、中亚被带到了中国西部；另一种可能是，当地古代人群偶然获得了质量非常好的含锡铜矿石，在冶炼的时候碰巧制成了这件青铜制品。不论是哪种可能性，都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古人还没有真正掌握青铜冶炼技术。
技术壁垒终会被打破。经过上千年的摸索和借鉴，中华大地蓬勃发展、独树一帜的青铜时代终于来临了。
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以甘肃中东部为核心，辐射到青海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宁夏一带，存在强大的齐家文化，它的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很成熟，能够铸造出单耳或双耳的竖銎铜斧、带钮铜镜、人首铜匕、环首刀等工艺颇为复杂的铜器，特别是把青铜技术用于制作人体或服饰方面的装饰器件，拓展了铜器的应用领域。在齐家文化的早期，古人主要以打造红铜制品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技术也不断革新，到齐家文化的晚期，他们以制作锡青铜物品为主。当然，对齐家文化人群来说，青铜还属于很珍贵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舍不得把青铜用于消耗量很大的远射程兵器如铜镞的制作上。
比齐家文化稍晚一点儿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则在青铜技术上更进一步。更为关键的是，二里头文化盘踞于中华大地的中原地区，周边矿产丰富，一旦它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术，它创造出的青铜文化就远胜于齐家文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中华大地的青铜文化开始走出简单的拿来主义和模仿制作，迈向主动创造新技术的阶段，青铜时代的面貌脱胎换骨了。
二里头遗址地处黄河中游洛阳盆地东部，背倚邝山，南望嵩岳，伊、洛二水从它的南面流过。这里在历史上被誉为“天下之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而二里头文化则是这块宝地脱颖而出的起始。
二里头文化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技术创新就是复合范技术。在当时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大多数青铜器物是用锻造法或失蜡法制作的。所谓失蜡法，就是先把蜂蜡加工成想制作的青铜器的模型，然后内外面包裹上泥，高温烘烤后，蜂蜡模型熔化流出，留下空壳，即为泥范，向里面浇灌金属溶液，冷却后就得到了青铜器。失蜡法比较简易，适合生产形状简单的青铜武器、饰品和工具，比如青铜刀具、箭镞或者犁铧，但是难以制作巨大、复杂的青铜器。
复合范技术则是一种复杂的青铜工艺，工匠们用泥制成一件内模和至少三件外范，组装后形成空腔，然后以铜汁灌入空腔中，冷却成形。这种方式可以生产出不规则的、形态各异的复杂器物，特别是巨大的青铜器。
在现代技术专家看来，用多块外范合围形成反转的空腔，需要敏锐的空间想象力，器范的尺寸、形状、纹饰都要相互关联，设计与铸造工艺要融为一体，这必然需要规范化的工艺体系，实现制作过程的标准化、协作性和可控制。二里头文化已达到了一种类似于近代工业的技术与管理高度。
所以，考古学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里发掘出了丰富的青铜礼器。古人把先进的技术用于生产代表礼仪的器物，比如用于饮酒礼仪的青铜器。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出来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等。这说明在青铜技术传入中原之前，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有了饮酒礼仪，有了酒文化，他们可能先是用陶土来制作相关器物的，在青铜技术到来后，青铜以其珍贵和优良的材质取代了陶土。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除鼎之外，均为仿制陶酒器，构成了一个青铜礼器群。但青铜毕竟是珍贵之物，底层民众无福享用，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文化上层贵族的墓葬中，作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周朝建立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爵”就是酒器，使用的爵的数量和档次，代表了爵位即地位。
二里头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青铜兵器，包括青铜材质的戈、钺、斧和箭镞等。不过近战的戈、钺、斧只发现了4件，都没有开刃，所以它们只是制成了武器形状，本质上还是类似礼器的东西，不属于实用兵器。看来直到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的青铜尚未大规模用于武器制作。
地处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与地处西北的齐家文化在时间段上有重合的时期，两者之间是有文化交流的。在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或仿制品，二里头文化特有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也现身于当时的甘肃地区。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齐家文化的器物，但人们有理由猜测，齐家文化可能对二里头文化有影响，双方可能存在冶金术方面的交流，比二里头文化略早兴起的齐家文化，也许会把一些青铜技术传输给二里头文化，激发了后者的进一步创新。
那么，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又源自哪里呢？
放眼当时的全球，距今4000年前，全世界古代文明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不论是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地中海克里特文明、印度河文明还是中华大地的华夏文明，都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字产生并逐步系统化、各地的冶金术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国西北地区冶金术的发展，肯定与同中亚地区进行技术交流分不开。齐家文化肯定受到了全球文明变革的影响，那里的青铜技术显然来自更西方的世界。
至于青铜技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是通过新疆的前丝绸之路传输而来，也可能来自让石峁古人寝食难安的草原地带。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000多年前到距今3000多年前，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广泛分布着几个早期青铜文化，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以动物纹青铜饰件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早期青铜冶炼与制作技术，这说明青铜技术在草原上得到了快速传播，被各个角落的草原人群掌握，他们也会在与周边的交往过程中把青铜技术再传播出去，甚至传播到草原带之外的区域。
从各地发现的青铜制品看，中国北方草原带接触到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中原地区早，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至少是受到了草原带的影响的。比如在二里头遗址里，出土过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此前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种器形，它其实是北方草原上流行的青铜战斧，在安柄方式上被改造成了中原的样式。无独有偶，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它同样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武器样式。沿着草原带向西追踪，西亚的伊朗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战斧，出现的时代比二里头文化早了几百年，甚至更早。
家马与马车以及青铜武器，在输入农耕社会之前，率先提升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可以想见，当草原人群驾驶着马拉战车，挥舞着青铜战斧冲向石峁古人的领地时，威胁是非常巨大的，迫使石峁古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建造更加牢固的城池，抵御外敌突袭。
同时，中原及其周边以农耕为主的文化人群，也应该对草原人群有些许的感谢，正是草原人群沿着草原带把这珍贵的驯化动物和先进技术向东传播了过来，才使得中原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草原之路，西风在东方唱着交融之歌
一谈到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我们就会想到丝绸之路，想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派遣张骞为使节联络西域的大月氏。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往返，虽然没能实现结盟的目的，但是间接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史称“凿空西域”。古代中国与中亚乃至更西的地区通过贸易往来建立了联系，古代商人们沿着天山南北麓、昆仑山北麓的沙漠绿洲一站站行进，沟通了东西方世界。后人将这些贸易路线以中国古代的美丽手工品丝绸来命名，即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巨大影响力，长期以来，学者们默认，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主要沿着今新疆南部的天山、昆仑山路线进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玉的，并且最为推崇昆仑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和田玉，其产于昆仑山北麓，正所谓“玉出昆冈”。昆仑玉文化的影响，使得学者们默认的东西方交流路线经过新疆南部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早期东西方的交流途经哪里，对于理解古代世界的文化传播意义非凡。学者们一开始对于“丝绸之路”的默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些困惑，比如彩陶的起源与传输。
最早一批系统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学者，是近现代来到中国考察指导、教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比如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本书第一章 曾经谈到，周口店龙骨山最初出土的两颗北京人的牙齿，就是由安特生等人发掘出来的。但安特生在中国工作时，更大的发现是仰韶文化。还记得我们上一章谈到过的“仰韶温暖期”吗？几千年的温暖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业时代，而仰韶文化就是这段温暖期中最适宜生存的一段岁月。
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远古中国的遗址，仰韶文化人群善于制作精美的陶器，并用红色和黑色在陶器表面绘出绚丽多彩的几何纹或动物主题纹，尤以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鸟纹等最为常见。安特生和其他西方科学家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西亚古老文化彩陶，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是外来文化带来的，可能有一支以彩陶文化见长的先进农业人群，跋山涉水来到黄河流域，在融合了原有的本地文化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史前文化。他们还判断，这支人群和这种文化向中国的行进路线，是经过新疆和甘肃的。除了彩陶，仰韶文化所发现的鼎、鬲、小口尖底瓶、石环、贝环等器物，可能也是从西方起源的。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被称为“中华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那段被外敌入侵的日子里，一方面，有的中国学者痛定思痛，寻找自身文化上的问题，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有很多学者坚信本国文化是优秀的，要捍卫本国文化几千年连续的传统。在各种思潮混杂的时候，西来说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时反对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只能拿古书记载来反驳，难免有点儿“鸡同鸭讲”的尴尬。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建立起来，中国学者终于有能力从现代科学入手，甄别西来说的对错曲直。中国学者发现，中华大地上彩陶文化的出现，有东面早、西面晚的现象，比如，甘肃的彩陶源自陕西关中地区，越往西去，彩陶出现得越晚；新疆的彩陶很多来自甘肃，出现时代更晚。
常识上讲，一定是出现早的地方把文化传播到出现晚的地方。因此，安特生认为彩陶从西方经过新疆、甘肃传入中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学者因此断言，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们自己的祖先独立创造出来的，并不是西来的，进而从宏观上看，中华文明也应该是从本土孕育出来的，并不是西方传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本土说”（以下简称“本土说”）。
仅从中华大地的彩陶出现年代分析，本土说所描绘的彩陶从东向西传播、从中原向新疆传播的路径，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站在世界彩陶的分布及年代角度分析，就会出现矛盾。
世界远古彩陶的分布地点，从东亚的黄河流域一直向西蔓延开来，经过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和东南欧，形成了长达一万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带”。我们很难想象各个区域的彩陶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相互之间没有传播和借鉴行为发生。
从时代上看，在距今8000年前，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随后是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希腊、巴基斯坦、埃及等地相继出现。如果把这些地点的彩陶出现时间标在一张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规律：基本上与伊朗、伊拉克相距越远，彩陶出现时间就越晚。而且很多地区的早期彩陶在颜料、纹饰上有很多类同，这表明世界彩陶以伊朗、伊拉克地区为源头，向周围扩散，最终形成了彩陶文化带。当然，彩陶文化输入世界各地后，也会与各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创造出一些本地化的彩陶样式和纹饰。
矛盾产生了。按照世界彩陶传输的趋势看，彩陶应该是从西亚经中亚传输到中国的，方向自西向东，所以按说中国最西面的新疆应该最早出现彩陶，然后依次是甘肃、中原地区，但中国境内的彩陶传输的实际情况是自东向西。
该如何解释这个彩陶传输方向的矛盾呢？
矛盾的症结，在于默认的输入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的彩陶文化的确是受到西方彩陶的输入激发出来的，但彩陶文化进入中原腹地，最早并不是经过新疆、甘肃而来的，而是从草原之路传输过来的，即从中亚北部沿着草原带向东，然后从蒙古高原南下，越过内蒙古的阴山山脉抵达中原。这条路线虽然看上去比中亚直接经过新疆、甘肃到中原的路线绕远，但是在古代，草原之路更容易行进，从中亚到中原的时间更短，成本也更低。
通过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它的远古时代名称往往是“绿洲之路”或“前丝绸之路”，要翻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魏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唐朝的高僧玄奘都描写了他们走“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辛，简直是九死一生。旅者还要穿过广袤的沙漠边缘地带，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小心地在一个个相距遥远的绿洲间跋涉。
草原之路相对容易得多，草原带地势和缓，没有广阔的沙漠和险峻的高山阻挡，只有一些不算很高的山脉需要穿越，山脉有若干低海拔的山口供旅者们愉快地穿过，草原上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便于补给。在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被驯化后，草原之路就更加容易通过了。从草原带南下中原地区，其实没有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难。
本书第二章 谈到我们的“草原狩猎族”祖先沿着草原带东进时，正是一段温暖期，证据之一就是内蒙古西部居延海的水位变化。居延海北接草原，南邻黄土高原，附近水草还算丰美。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额济纳河从青海祁连山发源，从南向北流经甘肃，进入内蒙古西部，最终注入居延海。额济纳河又称黑河，古代称黑水、弱水。与中国很多大河如长江、黄河、黑龙江自西向东“纬向”流淌不同，额济纳河是一条“经向河流”，顺着南北方向也就是经线方向流淌，沟通了青藏高原北缘、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草原地区。额济纳河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地区一条南北方向的重要通道，直到环境恶化，居延海彻底消失。
如果我们纠正了彩陶文化传输路线，那么前面谈到的矛盾就解决了。以伊朗、伊拉克为中心的彩陶文化向东经过草原带输入中国的腹地，然后再从中原地区向周围扩散，包括向甘肃、新疆的西面扩散。
搞清楚了彩陶文化的传输路线，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青铜技术的西来。铜冶炼术在西亚诞生后，扩散方式几乎与彩陶文化是一样的。学者们曾经制作古代世界青铜技术分布图，青铜技术依次出现的地区是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最后是古代中国。显然，距离铜冶炼术和青铜技术起源地越远，就越晚出现这些技术。
从中国青铜技术的分布情况看，最早的铜器和冶炼遗址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带和东部山东地区（考古学家称为海岱地区）。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铜器数量以西北地区最多，发现铜器数以千计；次之是中原地区，比如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数百件铜器；然后是北方草原带如内蒙古地区，而海岱地区发现的铜器数量最少。总之，中国早期铜器整体上看从西向东越来越少。
但是，在西部地区存在着铜器和青铜技术从东向西传输的一些迹象。比如在甘肃，东部的铜器年代较早，西部的铜器年代较晚，青铜技术有从甘肃东部向西部传输甚至再传输到新疆东部的现象。因此学者猜测，青铜技术应该是从草原带先进入中国北方草原，然后向南传入中国甘肃东部，再分别向东、向西传播开来的。青铜技术与彩陶进入中国并扩散的方式很相似。
远古东西方的交流是漫长的，借用今天计算机的一个术语来描述，彩陶技术与青铜技术的传入很像是“断点续传”，可能存在多次传入的情况。比如，彩陶技术在距今8000年前诞生后，可能只用了700年的时间就第一次传入了中华大地，但是那时的彩陶样式和后来的彩陶样式有很大不同，都与西方不同时期的彩陶技术有联系，所以后来应该还有东西方彩陶技术交流的情况发生。数千年中，青铜技术从草原带向南的传输可能更为频繁。
另一种从草原带传入中国的物品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热带海贝。
在二里头遗址里出土了一些海贝，主要随葬在贵族的墓穴中。贝壳上有穿孔，可用丝绳穿系起来，戴于颈上和胸前。墓葬规格越高，用的海贝越多。海贝是作为那个时代的货币和财富的象征而在上层阶级中使用的，这种习惯至少延续到了商朝，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商王赏赐某某贵族多少海贝，作为完成某工程的经费和酬劳。起初学者们以为，这些海贝应该来自中国的近海，从东面沿海的东夷部落传到了中原地区。对海贝种类的鉴定，却揭示这些海贝属于暖水品种，它们的故乡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它们绝对不会生活在古代中国东海以北的沿海。
这些海贝是如何来到中原的呢？它们在印度洋沿海被捕捞上来后，通过贸易向北输入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欧亚草原带的接力，再向南抵达中原地区。生活在南方大洋的海贝，竟然兜了一个大圈子，从北方输入进来。后来，当中原地区用青铜钱币逐步取代了海贝时，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族中仍然流行使用海贝的传统，比如匈奴人和鲜卑人。
彩陶、青铜、海贝……中国古人的生活因这些来自西方、南方的技术和物产而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但草原之路输送给中华大地最重要的东西，也许并不是这些光彩夺目的玩意儿，而是……
小麦：后来而居上
中国北方地区传统上以面食作为主食，山西、河南、陕西几省都有各自的特色面食。面食的原材料是用小麦研磨出的面粉，至少在2000多年中，小麦已然是北方地区当之无愧的粮食之首。在上一章我们知道，史前时代中华大地本土的粮食作物是北方的粟、黍加上南方的水稻，而且南方的水稻还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北进，一度在北方地区也颇有种植。
那么，小麦是如何后来居上，击退北进的水稻，扳倒粟的地位，跃居北方粮食之首的呢？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小麦是如何“后来”的。
小麦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西亚、西亚、西亚……为什么我们一谈到外来的某个技术和物产，往往就是来自那里呢？根本原因在于，西亚是人类农业的起源地，农业革命的烽火是从西亚点燃的，进而引爆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革命，传播到全球。
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年代为距今1万年前，第一批栽培小麦有两个品种，古人先是驯化出了一粒小麦，它又与一种山羊草杂交，产生了二粒小麦，两者都不是我们现在享用的小麦。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二粒小麦向东传播到伊朗高原一带，与当地野生的粗山羊草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的栽培小麦品种—六倍体小麦，这就是今天全世界人民广泛种植的小麦品种，覆盖了小麦种植区95%的面积，也被称为普通小麦或者面包小麦。“六倍体”，是指这种小麦基因组是由三套（六条）相似而又不同的基因组整合在一起形成的。我们人类自己的基因组可以看成“二倍体”，由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基因组构成。
六倍体小麦的出现，简直是远古时代一次重大的“基因工程”，好吃又高产的小麦让古人如获至宝，迅速普及。几大古文明，比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等，它们的出现和繁荣全都是建立在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小麦都堪称世界第一粮食作物。
如果用且只用一种物品来代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很多学者认为，那只能是小麦，得小麦者得文明。
早在距今7000年前，小麦的脚步就已经向东抵达了中亚地区，比如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科佩特山脉北麓当时就种植了小麦。但是此后，小麦向东的脚步竟然停下来了，这一停就是几千年的时光，东亚地区迟迟没有投下小麦的倩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地理阻隔让小麦无法光临中华大地，还是我们的祖先只愿意吃小米和黄米，拒绝吃小麦饭？
根本原因在于，小麦的植物特性让东亚农民头疼不已。
小麦的起源地在西亚，在地中海气候区域。学过中学地理的读者会知道，地中海气候是一种很古怪的气候，绝大多数气候都是冬季寒冷少雨，夏季温暖多雨，但是地中海气候的降雨相反，冬季阴冷多雨，夏季炎热干燥，降雨时节主要在冬春两季，也就是说，在那里，小麦冬季播种，夏季收获。
中国北方地区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南方地区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特点是雨热同期，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集中在夏季。“春雨贵如油”，在小麦最需要水的春季，中国却刚好处于少雨的季节，不利于小麦生长；在小麦要收获的夏季，大量的雨水又不利于小麦成熟和收割。
正是小麦生长周期与中国本土气候的不合拍，阻碍了小麦东进的步伐，小麦因此迟迟不能进入中华大地。
小麦毕竟也算是一种旱地作物，因此相比水稻，还是更加适应中国北方的干旱环境的。至于春季缺水的问题，可以通过开春时人工浇水解决。小麦在中亚“休息”了近3000年后，终于迈开脚步，走向了东亚。小麦的传入，使得我们的祖先开启了本土灌溉农业的历史，甚至要通过大规模兴建水利设施满足小麦的“喝水”需求。
小麦何时传入中国？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和古人记载确定时间，但是首先，我们要把中国的阿尔泰山区单独列出来讲述。
由于阿尔泰山区临近中亚，所以那里的小麦、裸大麦（青稞）的种植时间非常早。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区的通天洞遗址里找到了炭化的植物种子，分析后发现，里面有小麦和裸大麦，年代在距今5200年前。由于阿尔泰山区所处的纬度比大部分中亚地区都更高，因此光照更短、气温更低，种植小麦也需要经过物种改良。生物学家推测，小麦在传入该地区后，又与当地的野生大麦进行了杂交，从而获得了能够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繁茂生长的重要基因，小麦才终于实现了本地驯化，成为当地的重要农作物。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天中国的国境线来看，小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传入了新疆北部。那么，小麦何时才越过西北地区的荒漠与山川，进入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呢？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来”和“麦”这两个字，应该都是指麦类作物，当时古人可能用前者表示小麦，后者表示大麦。而在《左传》中，也有“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的话，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选择立谁当国君的故事，周子的哥哥因为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言外之意是没有生活常识），不能被立为国君，因此要选择周子来当国君。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麦子在北方的大邦晋国已经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普通人都应该认识。
从这些文献记载分析，在距今3000多年前，小麦肯定已经传入中国，并为人所熟悉了。因此，小麦最早传入的时间，还要再向远古上推，这就需要考古发现来帮忙确定了。
目前中国北方出土小麦遗存最早的地点在山东胶州，只出土了一颗，通过碳十四测年，那颗小麦的年代为距今4450年前。可是胶州地区向东南方就是东海，属于中国沿海地区，从地理位置看，那里比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离中亚更遥远。因此，学者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目前发现的最早小麦遗存会出现在山东沿海，而不是中原地区或者西北地区。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地区都有小麦种植了，只是种植量少，各地很难留下遗存，刚好胶州留下了遗存。小麦作为植物，是一种有机物，容易腐烂，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中。又或许，那颗小麦的年代等信息有问题。
从时间上看，欧亚草原带东部在距今5000多年前接受了小麦这种农作物，作为草原上畜牧生活的一种粮食补充。这个时间应该早于南方的中原地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小麦向中华大地的行进路线上，欧亚草原带是重要的中途站点。小麦从中亚向北先传入阿尔泰山区，进而扩散到欧亚草原带的东部，之后南下到中原与草原交界的北方山区，比如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一线，最后翻越山区进入中原地区。
抛开胶州那颗有疑问的小麦不谈，距今4000年前或稍晚一点儿，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都出现了小麦的踪迹。其中在青海、甘肃和新疆东部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小麦，年代测定结果都接近了距今4000年前。因此，从小麦东传的路线上讲，草原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站点，而新疆也许是另一条小麦输入路线上的站点。
小麦是农作物，它更容易在从事农业的人群中扩散。相比家马与马车技术、青铜技术受到草原人群的追捧，小麦更受新疆南部的绿洲人群的青睐，每一个小绿洲都是一处农业的田园，期盼优良农作物来提高产量。从中亚出发，只要小麦能够成功越过帕米尔高原，就进入了塔里木盆地。盆地内部虽然是沙漠，但是南北两侧分布着一连串的绿洲。小麦继续沿着绿洲一站站向东，进入甘肃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再向东，就抵达了中原地区。这样的路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
一旦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地区，小麦就邂逅我们那些擅长农耕的祖先和广阔的易开垦耕地，中华大地很快迎来了小麦的时代。小麦“反客为主”“后来居上”的大戏正式上演，比如在有着“八百里秦川”美誉的关中平原。
渭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在秦岭与黄土高原之间流过，向东注入黄河，渭河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关中平原。那里地处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土壤松软，渭河及其小支流的充沛水量给灌溉提供了保障。关中平原是北方地区一块重要的农耕区。
早在仰韶文化时代，距今约6000年前，关中平原上的古人就从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了旱地农业。当然，在仰韶文化时代，关中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此外，南方的农作物水稻竟然也在这一地区“才露尖尖角”，有所种植。在陕西渭南的一处遗址中，发现的稻米颗粒占了所发现粮食颗粒总量的1/4，可见水稻也是当地的重要农作物之一。仰韶温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水稻北进到关中平原的幕后功臣。
不过在距今3700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虽然已经出现，但出土颗粒只占粮食颗粒总量的不到1%，只能算是当时古人的一种“零食”。几百年后，在中原地区的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颗粒已经占据粮食颗粒总量的10%~20%，仅次于粟和黍，坐上了粮食作物的第三把交椅。到西周时期，在北方地区出土的小麦颗粒数量和出土比例已经仅次于粟，远高于其他农作物，稳坐粮食作物的第二把交椅。到东周时期，小麦的种植在有些地区已经成功反超了本土的粟，比如前文所说的渭南的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小麦遗存，而且数量惊人，小麦颗粒占了出土粮食颗粒总量的80%以上。
伴随着小麦“攻城略地”，水稻在关中平原则逐渐败退。水稻种植需水量大，它能够一度进入北方地区，凭借的是比粟和黍更高的产量。现在小麦的产量可以与水稻相提并论，而且需水量少于水稻，更适合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水稻也就在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退守南方地区了。
终于，到秦汉时期，小麦坐稳了北方粮食作物的第一把交椅，中国古代粮食格局从“南稻北粟”转变为“南稻北麦”，且一直延续到今日。
绵羊和黄牛：我们是来做牺牲的
在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前夜，有两种重要的动物携手与小麦一同来到了中华大地，它们就是绵羊和黄牛。
驯化的家绵羊最早出现在西亚，又是西亚！人们简直要怀疑，1万年前是不是有外星人降临西亚，教给了远古人类开采矿产和驯养动物的外星科技？制造出如此科幻剧情的当然不是外星人，而是农业革命。
就在农业刚刚诞生的距今1万年前，家绵羊诞生于西亚地区。从世界各地的家绵羊基因型分析，家绵羊的演化可能出现了不止一次驯化事件。或者说，在西亚首先驯化了家绵羊后，它与野生品种也曾经有过若干次基因交流，并持续被人类驯化。其中的一个家绵羊基因型，在东亚绵羊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自东向西在绵羊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因此，科学家推测，家绵羊在东亚也发生过一次驯化事件。这个家绵羊基因型与西亚的家绵羊基因型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最早的家绵羊骨骼出土地点，可能要算前面刚刚谈到的阿尔泰山区通天洞遗址了，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绵羊骨骼，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结合发现的小麦颗粒，我们可以猜测，距今5200年前早期的草原人群是通过混业生存的，农业、畜牧业、狩猎与采集并举，以适应草原和山区的自然环境特点。
然后，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甘肃东部和青海东部的遗址中也出土了家绵羊骨骼。到距今4000年前，中原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出土了家绵羊的骨骼。所以，中国家绵羊的扩散可能是从西向东的，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古人把西亚的家绵羊带到了中国境内，然后在本地，远道而来的家绵羊与这里的野绵羊杂交，并经过驯化，形成了东亚的家绵羊类型。
距今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家绵羊就已经以这种东亚家绵羊类型为主体了，只有少量家绵羊是西亚类型的。从甘肃、新疆等地考古发现的家绵羊骨骼分析，西亚的家绵羊可能与彩陶技术、青铜技术类似，也是从欧亚草原带传输过来的。
说完了羊，我们再来聊聊牛。驯化的黄牛最早也出现在西亚吗？这个答案只能算半对。
在我们祖先的家牛分类学中，黄牛是指牦牛、水牛之外的所有家牛，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两个种类。普通牛的驯化的确发生在西亚，时间大概在距今11000年前，出现得非常早。瘤牛这个种类一般认为是在南亚的印度河河谷被驯化的，时间上比普通牛的驯化晚了差不多2000年。顺便说一句，“高原之舟”牦牛是在中亚被驯化的，时间上略晚于普通牛的驯化。
另外，近期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发现了距今万年以前的牛的骨骼，牛的牙齿、颌骨上有凹槽，似乎是驯化造成的。如果这个发现得到证实，那么中国东北地区就是一处黄牛的起源地，而且时间上不比西亚晚。不过，牙齿和骨骼上的凹槽也许有其他解释，不一定是驯化造成的。考虑到西亚是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人口暴增，粮食剩余充足，具备驯养大型动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现在学者们仍然秉持“西亚是黄牛最早的驯化地”的观点。
抛开这个存疑的起源地不谈，距今45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家养黄牛的踪迹，看起来黄牛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家绵羊晚。最早发现家养黄牛骨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和中部一带，因此黄牛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与绵羊是一样的，都是沿欧亚草原带而来，毕竟沿途有充足的青草可供牲畜食用，草原人群对于畜群管理和利用也经验丰富。利用化学元素进行的食性分析，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批家养黄牛以吃碳四类植物为主，也就是当时北方主要的农作物粟和黍，也许古人用打下来的粟和黍的茎叶来喂养黄牛。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在新疆、青海、内蒙古所发现的考古遗址中的黄牛骨骼做古dna分析，发现所有的样品都属于普通牛，不属于瘤牛，这说明古印度的瘤牛可能要更晚进入中国。而且这些样品绝大部分是来自西亚的黄牛基因型，只有少量可能来自东北亚，这说明东北亚也发生过黄牛的驯化事件，类似于家绵羊来到东亚后又经历的驯化事件。
与家绵羊有所不同的是，黄牛进入中国还有一条西南方向的路线。瘤牛在印度河河谷得到驯化后，在南亚、东南亚传播，然后从云南进入中国，再继续扩散。在云南大理美丽的洱海里有一处银梭岛，岛上的远古遗址中曾出土过黄牛骨骼。
绵羊与黄牛携手走入中华大地，不仅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肉类、奶类食物以及毛皮御寒材料，还改变了祖先的文化习俗。
我们知道，猪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动物，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的很多遗址中，古人都以猪来祭祀和随葬，偶尔也使用狗，这是另一种本土驯化动物。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遗址中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与随葬的现象，并且越来越普遍。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外来物种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驯化的猪和狗。到商代，这种祭祀文化上的“动物歧视”更加登峰造极了，商代有两种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形式—“太牢”和“少牢”。“太牢”是商王一级的祭祀，必须牛、羊、猪三牲齐备；“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只用羊、猪两牲。所以，如果对几种动物在祖先心目中的地位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牛、羊、猪、狗，黄牛的地位最为崇高。“牺牲”二字的偏旁，都是“牛”字，就是因为牛是最高级的祭祀品。商朝人流行占卜，黄牛的肩胛骨被用来做卜骨。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黄牛的骨头是重要的材料，用于制作骨器。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力气大且性情温顺的黄牛开始被用于农耕劳作，成为农民的好帮手。
文明硬币的两面
至此，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
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
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正如上一章我们谈到的，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的。
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