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提到李白之死时，都一笔代过，并没有说明李白的死因。《旧唐书》只说李白是醉死于宣城的。那么是醉而病死的，还是醉而溺死的呢？人们不得而知。或许是人们不愿凭吊溺死之人而说李白是病死的，或许是古人不愿面对李白病死的结局，宁肯认可他入水捉月、仙游羽化也未可知。两种死因都难以排除。如今看来，解开李白死因之谜并无多大意义，倒是唐代项斯《经李白墓》里面的一句话“醉死此江边”很值得后人玩味。
鉴真双目失明还是得了白内障？
鉴真双目失明还是得了白内障？
鉴真（688～763年）是我国唐代赴日传法的名僧。日本人称其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人。他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居士。14岁那年，他随父亲去大云寺参拜。一见到慈悲的佛像，他就产生了禅悦之喜，便向父亲提出要皈依佛门。被他的诚心感动了的父亲，就将他托付给自己的师父智满法师。鉴真于46岁登上戒律大师的讲座，在江淮地区讲律传戒，被仰为东南戒律宗首、“江淮化主”，40余年间，鉴真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4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在佛法戒律之外，他还广泛涉猎梵声音乐、佛寺建筑、雕塑绘画、草药医术、书法镂刻。漫长的修炼过程，造就了鉴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超群的人格。
当时的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l0年，决定邀请鉴真。鉴真的弟子中有人劝他不要去。“到日本去，路途遥远，沧海森漫，百无一至……”鉴真说道：为了弘扬佛法，何惜身命？唐天宝元年(742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但是，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4次都未能成行。
公元748年，鉴真又开始第五次东渡。由于船只误入海流，又遇狂风巨浪，鉴真一行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抵达海南岛南部。鉴真一行过海到了广州，准备北返再次东渡，但由于劳累过度，日本僧人荣睿又不幸病逝，鉴真的得力弟子祥彦也在途中死去。加上南方炎热，使鉴真患了眼疾，医治无效而失明。
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青河一行在回国时，特意到扬州拜谒鉴真，再次请他东渡。鉴真不顾高龄和双目失明，毅然决定随日本船第六次东渡。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鉴真进入日本首都奈良。这次东渡，虽然终于取得成功，但他年近七旬。日本天皇下诏慰劳，并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之位，宣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同年四月，鉴真初于东大寺卢舍那殿前立戒坛，登坛为日本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等授菩萨戒。不久又为沙弥澄修等400多人授戒。已受过戒的日僧灵福等80多人也纷纷舍旧戒，重新从鉴真授戒，日本佛教开始有了戒律。鉴真又在日本传戒、建寺、讲学、行医，生活了十个春秋，直至圆寂。
鉴真的事迹在日本人民中，世世代代传为美谈，日本文化史学者甚至称他为文化的大恩人。弟子为他所塑干漆夹像，1200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曾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鉴真作为中日民间交流的使者，为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尽管如此，有些学者在研究了史料后，却对鉴真在第五次东渡过程中失明之事提出了质疑。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就认为“鉴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因为，鉴真失明一事，《宋高僧传·鉴真传》等书都没有任何记载，仅据日本人真人元开所撰写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上的一句话作为孤证，论据并不充足。鉴真在日本，校正数百万言的经论而一字不差，对一个盲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唐大和尚东征传》所提供的那些导致双目失明的原因，涉及荣睿病死，鉴真悲痛得数日不进滴水；与普照分手，鉴真痛惜悲戚；祥彦病逝，鉴真抚体悲呼。还有诸如遭受暑热瘴气，毒火攻心，等等。与鉴真这样的得道高僧的精神境界完全不相符合。这些说法，将鉴真视为凡夫俗子，而非得道高僧。显然是“以凡夫之心，度高僧之腹”，所作出的分析结论，与得道高僧所修炼而成的精神境界相去甚远。因为鉴真作为虔诚的有着多年修行功夫的佛教徒，深知五蕴皆空，生死不二，对人的生死必然会有一种非常超脱的看法，怎么会因为生离死别而悲痛得数日不进滴水、痛惜悲戚、抚体悲呼，以致于毒火攻心、双目失明呢?而我们从前几次东渡失败之后所看到的那个表现出乐观精进、深信有佛菩萨保佑的百折不回的精神的鉴真，怎么会在第五次失败后表现出那样的一种不堪打击的沮丧情绪呢?
一些日本学者也认为，《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说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而不是双目失明，这种说法倒是有可能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鉴真奉请经卷状》这张鉴真的借条仿佛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公元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经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出具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借书条上的书法为唐人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书法字迹端正整齐，并有涂改重写的地方，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西山厚研究员鉴定，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轻微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
据此，也许鉴真得了老年性白内障，而非完全失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无论鉴真是否彻底失明，日本的文献中，他在日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而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鉴真因为年高体弱，为了弘扬佛法又不惜劳苦，终于在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五月六日，坐化于唐招提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时鉴真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尤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这就是为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貌美杨贵妃为何没能成为皇后？
貌美杨贵妃为何没能成为皇后？
白居易《长恨歌》生动地描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杨贵妃生前，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等诗句；杨贵妃被赐死后，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诗句。《明皇杂录》、新旧《唐书》等多种史书的记载，可以证明白居易的描写基本是属实，并非文学夸张。杨贵妃，名玉环，字太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美女，也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位后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宠爱的美人，却一直没有被册封为皇后，原因何在呢？
唐玄宗将元配王皇后废为庶人之后，皇后之位一直空着。当初，王皇后为了跟武惠妃争宠，让其兄王守一找僧人帮助。僧人明悟领着他祭祀北斗星之后，“取霹雳木刻天地文及帝讳合佩之”，说是这样可以生子，像武则天一样尊贵。开元十二年，事情泄露，王皇后被废为庶人，不久便抑郁而死。王皇后死后，唐玄宗想要册立武惠妃为皇后。但是，遭到了御史大夫潘好礼的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曾经搞得李唐王朝鸡犬不宁的武三思和武延秀都是武惠妃的远房叔伯，唐玄宗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加上当时太子又不是武惠妃所生，而武惠妃本人也是生有儿子的。武惠妃一旦被册立为皇后，争夺太子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结果，武惠妃就一直没有被立为皇后。只是在她40余岁死去之后，才获赠了一个皇后的名号。实际上，杨玉环成为杨贵妃的时候，武惠妃早就已经死了。此后，杨玉环也没有被册封为皇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因，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有关记载中发现和挖掘线索，进行相关论证和推测。从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来看，唐玄宗之所以没有册封杨玉环为皇后，很可能与他得到杨玉环的卑下手段有关。
杨玉环进宫前，原为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后来，唐玄宗见到了杨玉环，马上便被杨玉环的姿色深深迷住了。于是唐玄宗设计了一番表面文章，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下诏令杨玉环出家做道士，并赐道号“太真”。5年之后杨玉环守戒期满，唐玄宗便下诏让杨玉环还俗，并接入宫中，正式册封为贵妃，自己养了起来。这件事情，李商隐曾在诗歌《骊山有感·咏杨妃》中有所记载：“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就是说明了当时唐玄宗抢走儿媳妇后，寿王李瑁的郁闷和唐玄宗的尴尬。
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的朝代，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各种外来风俗在大唐落地开花，封建伦理等级制度得到弱化，因此唐玄宗这样做并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然而将从儿子手中抢来的贵妃封为皇后毕竟有违伦理，虽然其时风俗开化，但纲常伦理的主体还是存在的，让这么得来的妇人做了皇后显然是无法“母仪天下”的。如果封杨玉环为皇后，对寿王李瑁来说，自己的妻子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母后，必然会激发他的更大怨恨。到时候发生政变也是很有可能的。这一点使得唐玄宗不得不加以提防。
而且杨贵妃虽然聪明伶俐，能够随时迎合皇帝的心意。但李隆基对她也并不是百依百顺。天宝五载和天宝九载，杨贵妃先后两次被李隆基驱逐出宫。驱逐的原因，史书没有明言，不得其详。当然，每次驱逐杨贵妃后不久，多情、痴情的李隆基就会后悔，思念不已，很快由高力士将其接回宫中，礼遇如初，欢爱如旧。可以说，杨贵妃对李隆基而言，是让他欢喜让他忧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李隆基觉得并不适合做皇后。
唐玄宗晚年虽然有些沉湎于男欢女爱，沉湎于声色娱乐，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他也意识到了杨贵妃得宠后仙及鸡犬，她的兄妹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已经发展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再封她为皇后，必将引起大臣的反对和权力的倾斜，这对维护统治是很不利的，所以唐玄宗一直不肯封杨贵妃为皇后。
除了对权力平衡的考虑外，还有一点是唐玄宗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杨贵妃一直没有生育。杨贵妃不生育的原因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没有儿子肯定是封她为皇后的一大障碍，因为古代册立皇后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君臣参与，诏示天下，册立的皇后必须是懿德懿容，能起到垂范万众、母仪天下的作用，她所生的儿子也将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因此皇后与太子一般应当是母以子显或是子以母显的，但当时太子已立多年，而且成长正常，杨贵妃又迟迟没能生个儿子出来，所以就没有理由封她为皇后。
有唐一朝，杨贵妃虽然没有成为皇后，但她却集“三千宠爱在一身”，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享受的待遇规格早就是皇后的标准了。聪明的杨贵妃也许觉察到，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
杨贵妃与山口百惠有什么关系？
杨贵妃与山口百惠有什么关系？
杨玉环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因为后来她被册封为贵妃，人们通常也称其为杨贵妃，对于她死于自杀的说法，历来就有人加以怀疑，那么，杨贵妃真的没有死于马嵬驿吗？
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洛阳失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仓皇逃离京师长安，但是不久军队就发生了哗变，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不仅有正史的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唐人李肇在其《唐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前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与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
虽然正史对杨贵妃的死记载确之凿凿，但是早在唐代就有传闻说杨贵妃没有自杀，死的只是她的替身，她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
至于杨贵妃逃脱后的去向，有些人认为杨贵妃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寓。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逃脱后，辗转到了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众军士逼迫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之时，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存着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以上两种说法虽然传说已久，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根据。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士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待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记述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历史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流落民间和流落海外只不过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
谁写出了励志诗“锄禾日当午”？
谁写出了励志诗“锄禾日当午”？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唐诗读来朗朗上口，是妇孺皆知的佳句。然而，对于这首诗的作者，却有争议，那么，这首广泛流传的唐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
一种说法是此诗的作者，是唐朝诗人李绅。李绅（772～846年），字公垂，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年)，祖籍安徽亳州。父李晤，历任金坛、乌程(今浙江吴兴)、晋陵(今常州)等县令，携家来无锡，定居梅里抵陀里(今无锡县东亭长大厦村)。李绅幼年丧父，由母教以经义。15岁时读书于惠山。青年时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二首，内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被誉为悯农诗人。贞元二十年(804年)李绅再次赴京应试，未中，寓居元稹处。曾为元稹《莺莺传》命题，作《莺莺歌》，相得益彰，流传后世。元和元年(806年)中进士，补国子监助教。他曾历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游学乌镇，与乌镇普静寺住持唐抱玉为莫逆之交。
李绅一生最闪光的部分在于诗歌，作有《乐府新题》20首，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有《追昔游诗》三卷、《杂诗》一卷，收录于《全唐诗》。另有《莺莺歌》，保存在《西厢记诸宫调》中。李绅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元稹称李绅说：“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显见，李绅的诗风，与“锄禾日当午”诗的格调相一致。
南宋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二十九李绅目中是这样记载的：“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其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唐诗纪事》是一部有关唐代诗人及作品的评论汇集，共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内容极为繁富。
也有一种说法是“锄禾日当午”诗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唐朝另一位诗人聂夷中。唐五代人孙光宪著有《北梦琐言》，其中卷二记载：“咸通中，礼部侍郎高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其中明确指出，《锄禾》的作者是聂夷中。
聂夷中(837～?)，唐代诗人。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一说河南人。出身贫寒，备尝艰辛。咸通十二年(871年)中进士。由于时局动乱，他在长安滞留很久，才补得华阴尉。到任时，除琴书外，身无余物。聂夷中的诗作，风格平易而内容深刻，在晚唐靡丽的诗风中独树一帜。如《公子行二首》、《公子家》讽刺贵族公子的骄奢淫逸，《田家》、《咏田家》谴责封建赋役对劳动人民的苛重剥削，《杂怨二首》表现连年战乱造成人们家庭离散的痛苦，写来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唐才子传》谓其“伤俗悯时”、“警省之辞，裨补政治”。诗人喜欢采用短篇五言古诗和乐府的形式，以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暴露在人们眼前，冷峭有力。像“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咏田家》）这样的诗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
那么，《锄禾》的作者究竟为谁？《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生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卒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而《唐诗纪事》的作者计有功，史书记载其生卒年代不详。但史书中记载了他中进士的时间为宣和三年，即公元1121年。据此可大致推测，孙光宪生活的年代距李绅（772～846年）不过50年左右；距聂夷中（837~？）也应该不过10年左右时间。从时间上来看，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从记载上来看，《北梦琐言》内容所记为晚唐五代事，题材丰富，包括政教礼法、文坛轶闻趣事、民间风情习俗，等等，因为作者孙光宪为晚唐五代人，当代人记当代事，较能自然忠实呈现当时的样貌，王文才在《蜀杌校笺序》中曾说：“五代杂笔，首推《北梦琐言》。”许多研究唐末五代的学者在述及历史、政治、文学乃至风土人情时也常提及《琐言》这本书，如《太平广记》、《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十国春秋》等都不同程度援引《琐言》中的资料，或补其缺，或资考订，可见《琐言》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笔记。而计有功《唐诗纪事》的成书印制，却大有周折，并非计有功亲自所为。《唐诗纪事》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王禧刻本。而据王禧自序云，他在客中邂逅计有功之子，“因得是书，立命数十吏抄录，其间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因而后来据王禧本翻刻的《唐诗纪事》的其他版本，其中的脱误舛错也就难免了。明代学者胡震亨（1569～1645年）在其《唐音癸签》中就曾指出他多处张冠李戴的错误。
综合各方面来看，或许聂夷中才是《锄禾》的真正作者！
“八仙”的真实原型是哪些人？
“八仙”的真实原型是哪些人？
八仙过海是八仙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相传白云仙长有一次于蓬莱仙岛牡丹盛开时，邀请八仙及五圣共襄盛举，回程时铁拐李（或吕洞宾）建议不搭船而各自想办法渡海，就是后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八仙过海、各凭本事”的起源。
八仙的传说始于唐时，其时已有《八仙图》、《八仙传》等，然而八仙姓氏至宋代犹有变更，至《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人。那么，八仙中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没有这些人的原型呢？
铁拐李：铁拐李在民间传说中为八仙之首，是年代最久、资历最深者，身世由来传说颇多，有的书中称其姓李，名洪水，隋朝人，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则说他姓李，名玄；赵翼的《陔余丛考》中又说他姓刘。《历代神仙通鉴》称，其原本一俊伟丈夫，善道术，会使导出元神法术，修炼于砀山岩穴中，有次应师父老子之约，行“元神出壳”法术，赴千里之外华山，数日后回归，发现其肉体被其徒误焚，无奈将元神附会到跛了一只脚的丑陋汉子身上，用来倚身的竹杖，变为铁拐，故名铁拐李。看来他是一位民间流传的，诸事附会而成的道家仙人。
汉钟离：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汉钟离。他在八仙中地位较高，特别是由于道教徒的吹捧，名声更大。元时，被全真教奉为“正阳祖师”。有关其人物原型，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书都有他的事迹的记载，只是后来讹传为汉钟离，才附会为汉朝人。《历代神仙通鉴》、《续文献通考》等书称：钟离权，复姓钟离，字寂道，号云房子，又号正阳子。
张果老：道教称之为果老仙师，其原型为唐代道士张果，因其在八仙中年事最高，故被人们尊称为张果老。张果老的有关事迹，最早最真实的记载见于刘肃的《大唐新语》。据《大唐新语》载，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往来汾晋，时人传其有长生秘术，自称是“尧时丙子年生”。中唐以后，张果老的传说日益增多。《唐国史补》卷上“张果老衣物”条指出：“天宝末，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得所赐张果老敕书、手诏、衣服。进之，乃知其异。”《旧唐书》卷八、卷一百九十一和《新唐书·方伎传》均记载了张果的有关情况。除了《新唐书》加入了玄宗屡试张果仙术和玄宗欲令张果尚公主等事外，其余记载和《大唐新语》基本相同。在当时的诗作中，可以发现张果和京城文人们的交往情况。在唐人的一些记载中，还可发现张果和其他方伎之士交往的一些活动。
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当数吕洞宾，在道教中，全真教奉其为“纯阳祖师”，又称“吕祖”。吕仙原名吕，又有说法是本名吕煜或吕琼，号纯阳子，一般认为他公元798年生于永乐县招贤里（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唐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宝历元年（825年）中了进士，并且为官了一段时间。不久因为厌倦腐败的官场生活，弃官入道，隐居终南山。在现实的吕洞宾的基础上，民间添加了许多他的传说故事，是“八仙”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名气很大的一个。从北宋开始就一直有人假借他的名号出山，让他的传说更加丰富而且神奇。比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四下鹤城”“吕洞宾卖汤团”，等等。
何仙姑：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有关其身世说法不一。一说她是唐朝人。宋初《太平广记》引《广异记》称有“何二娘”者，是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续通考》说何仙姑为唐武则天时广东增城县人，出生时头顶出现六道毫光，天生一副“仙科”，13岁时在山中遇一道士，吃了道士一只仙桃，从此不饥不渴，身轻善飞，并可预见人生祸福。后来她应召进京，途中离去。一说她是宋朝人。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多称她为北宋永州（零陵）人，有称她幼遇异人，得食仙桃成仙。有称她放牧于郊野，遇异人送仙枣，食后而成仙，宋人笔记中还记载了何仙姑一些为人占卜，预测祸福的事迹，一时士大夫及好奇者争相前往彼处占卜，可见她的原型不过是一位精于占卜的民间女巫。
八仙中有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道仙，名叫蓝采和。南唐沈汾《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书均载有他的事迹。是唐末至五代时人。其行为怪僻，他经常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则赤着，于长安街市乞讨，并手持大拍板，乞讨得来的钱有时赠予穷人，有时花在酒肆中，醉了就唱歌，歌词多充满神仙之意。另外，他又喜欢于夏天穿厚厚的衣服，冬天躺在雪地上。相传有人在童年及老年时都见过他，蓝采和的容貌都没有改变。而最后，蓝采和得汉钟离度化，于酒楼乘醉骑鹤而去。
韩湘子：普遍认为是文学家韩愈的侄子（有说侄孙），《唐书·宰相世系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仙传拾遗》等书都有关于他的介绍。一称是韩愈侄孙，历史上韩愈确有一个叫韩湘的侄孙曾官至大理丞。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中称韩愈有一年少远房子侄，为人轻狂不羁，不喜读书，韩愈曾责怪他，他却能在七日之内使牡丹花按其叔的要求改变颜色，并且每朵上边还有“云横秦岭家何在……”的诗句，韩愈惊奇万分。还有说韩湘子是韩愈外甥，其事迹和《酉阳杂俎》所言大同小异，韩湘子其人物原型为韩愈的族侄，五代时即被仙化。
八仙中，曹国舅的事迹最少，出现最晚。其身世，说法大同小异，都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宋史》有传，曹佾，字公伯，曹彬之孙，曹皇后的弟弟。他性情和易，通晓音律，喜爱作诗，封济阳郡王，身历数朝而一帆风顺，年七十二而寿终。《神仙通鉴》云：曹国舅天性纯善，不喜富贵，却慕恋于仙道，其弟则骄纵不法，恃势妄为，曹国舅对其恶行深以为耻，遂入山修炼，遇汉钟离、吕洞宾而收他为徒，很快曹国舅修成仙道。《东游记》中所述曹国舅与上略同。
法门寺地宫埋藏1000多年的秘密
法门寺地宫埋藏1000多年的秘密
位于中国陕西省扶凤县的法门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寺院之一。它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凤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9年前后，当时称“阿育王寺”。
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改扩建，到了宋代，法门寺发展到最大规模，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金元之际，法门寺仍是关中名刹，“藏经碑”中有寺僧抄写大藏经5000卷之记载。金人也刻“诗碑”盛赞其寺塔：“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明隆庆三年（1569年），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唐代四级木塔崩塌。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地方绅士杨禹臣、党万良等捐资修塔，历时30年建成八棱十三级砖塔，高47米，极为壮观。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晚明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
几千年来，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曾提到，法门寺地宫里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到底是真有其物还是讹传？法门寺地宫中真的埋藏有千年的秘密吗？
1981年8月24日的一场暴雨使得伫立在法门寺中的佛塔，中部突然出现裂缝，佛塔东北边的部分完全坍塌，西南边部分出现倾斜，千年古塔即将毁于一旦，该如何处理？经过反复论证，有关方面形成了两个方案，一是把旧塔拆除后重新修建，另外一个是保护剩下的半边塔。
鉴于佛塔十分珍贵，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工作人员决定修复残塔。但是，佛塔倒塌的情况十分罕见，残塔里全是土坯，把土坯保护起来非常困难，而且造价极高。最后，专家组研究决定，将残塔拆除重建。
1987年4月3日，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塔拆除后的塔基时，终于使得一个埋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见天日：塔下果真埋葬着珍贵的“佛指舍利”。原来，考古人员无意中在塔基处浮土下发现了一块白玉石板，除去浮土，一尊雄狮浮雕渐渐显露出来。推开白玉石板，一个神秘的洞口赫然出现。这就是法门寺地宫的入口。考古人员沿着地宫的幽暗隧道前进，发现墙壁为黑色大理石拼贴。石壁因年代久远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斑驳，东侧上刻有白色的文字。隧道尽头，两块石碑赫然屹力，碑文在手电光下依然清晰可辨。两块石碑上共计刻有约900个字，一个是记事碑，一个是物账碑，文字内显示石碑是唐代最后一次迎送佛骨时留下的。在两块石碑被移开后又一道门出现，石门左右两边各雕刻一尊精美的菩萨像。进门后，地面上是一堆堆整齐的丝织品。虽经千年岁月，丝织品依然精美光鲜。在前室尽头，一座大约有80厘米高、四面有精美的彩绘浮雕的汉白玉石塔静静伫立，塔盖、塔刹、塔身、塔座均保存完好，后来，这座塔被人们称为阿育王塔。
神秘继续上演，阿育王塔后面竟然还有一道石门，门后设有密室。第三道门打开后，法门寺地宫的中室被打开。中室呈方形空间，中央放了一个白玉灵帐，灵帐里面放置了一枚玉质仿制舍利。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灵帐后果然又有一道石门，门内是地宫的后室，在后室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密龛。密龛里藏着一个包裹，包裹里面又是一个铁函。这个沉甸甸的密龛里套着一重又一重的密龛。直到第七重，是一个镶满珍珠的金质宝函，宝函里是一座宝珠顶小金塔。第八重是个纯金塔，打开后，金座子上有个像手指一样的银柱子，是玉质仿制佛指骨舍利。最后一层铁函打开了，里面有个用丝绸包裹的镏金函，镏金函里有个檀香木函，檀香木函里还有个水晶椁子，水晶椁子里还有一个玉棺，在玉棺里面，终于又出现了一枚佛骨舍利。这是一枚真正的佛骨舍利。世间圣物、唯一仅存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终于显身。这被誉为继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考古重大发现，是中外佛教界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除了珍贵的舍利之外，法门寺地宫中的丝绸文物，则是继中国西北甘肃省敦煌藏经洞之后，唐代丝绸出土数量最大、品种最多、价值最高的地方，被誉为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据考古资料所载，法门寺地宫中所藏的丝绸织物工艺极其精致，缝合处所用的金线平均直径只有0.1毫米，最细处仅0.06毫米，比头发丝还细。地宫中一只藤箱内堆积的丝绸衣物，厚度虽然只有23厘米，却叠积丝绸织物达780层之多。
法门寺地宫中还发掘出土了上百件璀璨夺目的金银器和琉璃器，而久已失传的16件“秘色瓷”则让中国的瓷器研究专家兴奋不已。秘色瓷是唐代宫廷专用瓷，制作工艺早已失传，其实物也只是在中国的史书中提到过，后世从未见到过。据记载，秘色瓷器由于釉料好，给人的印象好像是碗中盛有水，因而总是晶莹透亮，一尘不染。
为了保护和展示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珍贵文物，我国政府在当地成立了博物馆。我国的文物保护专家还与德国同行合作，对地宫中出土的丝绸织物进行高科技保护。
古代“高考”是怎样进行的？
古代“高考”是怎样进行的？
高考，虽然是现代才有的名词，实际在中国古代已有悠久的历史。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隋唐时期，在隋唐之前的魏晋时期，官吏大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选官以家族、门第为标准，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入朝做官，而且升迁快速，公卿机要职务全被他们占据。出身寒门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谋得一官半职，却位卑权轻，无法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职位。高门无士庶，寒门无王侯，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早在他出生之前已经确定，此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以门第取人弊端显而易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地方官员和士族官僚选拔晋升体系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式废除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当时，科举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最初的时候，分科取士刚刚草创，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法度，进士考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但是读书、应考和做官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
唐朝时，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推进科举制度改革，选拔了大量寒门人才。有一次考试之后，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考试的内容已经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50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做官。
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考成绩开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
到了宋代，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进士科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这时的科考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防止徇私舞弊。宋太宗时，开始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宋仁宗时期，省试、州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又进一步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考生姓名、字迹等均无从辨认，对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随着明王朝的建立，科举制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科举考试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科。殿试完毕后，次日改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科举主要考八股文，为了功名，读书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依照题义阐述义理。写作八股文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格式要符合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必须对偶。八股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把科举制度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1901年，为缓和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停止八股。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科举考试制度确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压倒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因素，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即使今天，弊端重重的考试制度仍然为各国广泛采用，目前仍无更好的、更易操作而实用的制度能够将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