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是浪漫故事还是史实？
“梁祝”是浪漫故事还是史实？
梁山伯与祝英台（下简称《梁祝》），是一个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故事，说的是东晋永和年间，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户主被人称为祝员外。祝家族规，财产传男不传女。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到了读书年龄，祝员外便把英台送到附近的碧鲜庵读书。在碧鲜庵读书时，有一位同学叫做梁山伯，家住善卷山北西去五里的梁家庄，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引为知己，遂于善卷后洞的草桥结义金兰，兄弟共勉，相互提携。
英台与山伯在碧鲜庵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
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
英台学成回家后，岂料其父母已将英台许配邑西鲸塘马氏。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当得知英台已聘马氏后，柔肠寸断，悲痛至极。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
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两只硕大的蝴蝶，蹁跹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是优美的四大民间传统戏剧之一。它以生动感人的形象，向社会展示了封建制度压制下的男女青年，为婚姻自由与封建势力竭力抗争的画卷，真挚地歌颂了青年男女要求自由、坚贞笃厚的爱情。对这个流传已久的爱情故事，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史实依据。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古文献后却发现，梁祝故事并非虚构，而是由真人真事演化而来的。
最早记录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是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其中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这仅仅是简略的记事，没有情节，不能算作传说故事。到晚唐张读的《宣室志》里，才有了极简单的故事梗概：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到了宋朝时，故事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徽宗时，《鄞县志》记载，明州（宁波）知事李茂诚写过一篇《义忠王庙记》，其中记有：“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生……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去拜访祝时，才发现祝是女的，就遣媒求亲。但祝“已许贸城廊头马氏，弗克”。以后山伯任贸县令，于宁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时病死。翌年春，英台出嫁路过梁山伯坟时，“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问知是山伯梁令之新冢，去祭奠而地裂，则入穴殉情。丞相谢安曾奏表封为“义妇冢”。《仙踪记略》中也有相同的记录：“东晋宁康年间，吴郡梁山伯、国山祝英台同学三年，不知祝乃女子，结为兄弟，寝食与俱。梁为鄞县令……卒，葬四明山下，祝往哭吊，墓忽开裂，祝坠下复合，仅露玄襟，从者之皆毁，旋化蝶类飞去。”由此看来，梁山伯和祝英台应是东晋穆帝至孝武帝时人，生活在公元352年至373年之间。梁山伯在求婚不成之后，曾出任了贸县（即今鄞县）的一个小县令。在县令任上病死，死后就埋在城西门口外。至今宁波市鄞县高桥尚有梁山伯庙旧址及墓址。
到了明、清代，一些小说、鼓词，特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宝卷》及各地方唱本，故事情节有了一个大发展，其中也有不少离奇荒诞的说法。当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了很大的演变，成为了一种历史传说。历史传说是劳动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种口头（或文字的简单记录）文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但是它不等于历史。它有着历史的依据和凭借，但它又有着成为这一传说故事的过程。在传说的过程中，又深深地烙下了历史真实的痕迹。《梁祝》也同样，既有着历史真实的痕迹，又有着它作为一个传说故事的发展过程。
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哪里？
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哪里？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脍炙人口，历来受人称道。但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却众说纷纭，或说在山西的汾阳，或说在湖北黄州，或说在安徽的贵池。那么，杜牧的《清明》所指杏花村究竟是现今何处呢？
第一种说法是：今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这里的杏花村酒已闻名国内。而且，历代的杏花村都以酿酒、酒文化闻名。盛唐时，这里以“杏花村里酒如泉”、“处处街头揭翠帘”成为酒文化的古都。历史上，我国著名文人、学者李白、杜甫、宋延清、顾炎武、傅山、巴金、郭沫若等都赋诗赞誉。李自成进北京路经杏花村，停留三日，留下“尽善尽美”的题匾，杏花村曾一度更名“尽善村”。
虽然有人认为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描述的是江南的春景，但在唐代山西的春天恰恰也是春雨纷纷，雨水充足。其实，唐诗中描写山西及北方春天的诗句甚多，唐代著名才女鱼玄机在《寄刘尚书》一诗中说：“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独孤良在《清明宴游》中云：“细雨莺飞重，春风酒酝迟。”姚合有诗：“代马龙相杂，汾河海暗连”、“晋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但是山西汾阳说却有一点争议，那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杜牧涉足汾阳的文献记载。但杜牧有《并州道中》一诗，有研究者便认为杜牧曾到过太原，因唐时并州州府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太原，而从太原到汾阳不过150华里，因而推断出杜牧可能经太原往汾阳品酒。
第二种说法是湖北黄州（古齐安）的麻城县古镇歧亭之旁。歧亭处于洛阳至黄州的要道上，是南朝以来的古城，古镇歧亭历来是政治、经济、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仍扼守汉麻公路，处于麻城、新洲（原属黄冈）、黄陂、红安四县交界处。《黄州府志》还载：杏花村在歧亭镇北五里处。因是交通要道，杜牧过此赋诗，是很自然的事情。
杜牧是否到过这里呢？有诗为证。《题木兰庙》：“弯弓片战作男儿，梦里曾强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指云堆上祝明妃。”这是杜牧任黄州刺史时登木兰山(当时属齐安郡，今为湖北黄陂县)为木兰庙所题的诗。杜牧从黄州到木兰山，必定经过杏花村。杜牧清明而遇雨，想借酒消忧解乏，正是这里，宋代苏轼谪迁黄州，也曾路过这里，与隐居在杏花村的旧友陈季常邂逅。
而对于杏花村的“酒家”，这里流传的民谚云：“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头有美酒，店里有美人。”据《麻城县志前编》(卷之三)载，这里的酒是与众不同的“水酒”(又名“黄酒”)，“纯以糯米酿者，其曲内无血肉品，故酒味最醇。漉净余滓，入瓷瓮固封贮之，经年色黄，味尤美”。这种酿酒方法流传至今，是麻城特有美酒。据《复斋漫录》记载，就在杜牧到杏花村之后的二三年左右，宋代词人谢无逸也路过这里，并于杏花村驿壁上题《江城子》一首：“杏花村里酒旗风，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横，杨柳阴浓……”
第三种说法是安徽贵池杏花村，有学者认为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算是江南多雨的现象，不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气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春季开始，北半球白昼渐长，南方暖气团逐渐北移，在阳历四月清明前后，正好移至大陆的江南地带，与北方冷气团交会，造成这一时段的蒙蒙春雨。但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
不仅如此，贵池的杏花村还得到了大量文献古籍的印证。《江南通志》（1829年）、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两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两部《贵池县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刻本《杏花村志》、1915年《杏花村续志》都从不同角度认定：杜牧《清明》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
其中清道光年间《贵池县志》，归纳各种志书对池州乃杏花村的记述作了综合表述：“池州府志：在秀山门外里许，有古井、阑刻‘黄公清泉’四字。明天启间，顾太守元镜作‘杏花亭’于此地。邑人郎遂有《杏花村志》。《江南通志》：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得名。《南畿志》：有古井石圈刻‘黄公广润玉泉’六字。”该志载有清康熙年间池州同知《周疆筑杏花亭碑记》、《又募杏花村种杏树檄》和蒋韶《杏花村记》，上述三文分别写道：“自有杜牧之清明诗，后村遂以杏花名，且筑亭于中，为游人止息地”；“照得杏花村，自杜公留句而后遂成千古名区，闻其风者多深卧游之”；“杏花村者乃唐杜司勋刺池时，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而因以名焉”。
至于杜牧是否曾到此一游呢？据《江南通志》记唐武宗会昌四年，牛李党争正烈，杜牧也身受其害，从黄州调任池州刺史，仕途不尽如意。以他的个性，公余之暇，到城外的野店喝上几杯，借酒浇愁，是必然的事情。
各地关于“杏花村”地望之争，愈演愈烈，也许牧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只是“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而已。
千古悬棺到底如何放置上去的？
千古悬棺到底如何放置上去的？
悬棺是古代一种奇特的葬俗。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人在崖下可见棺木，“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悬棺因此而得名。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神秘的丧葬形式，它分布于四川、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福建和台湾等13个省区。悬棺目前分布最集中的地方，是四川珙县洛表乡和曹营乡两地，其悬岩峭壁上还存放着250多具棺材。
斗换星移，天宇浩缈。那始终高悬于峭壁之上的褐色木棺，宛若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感叹号，引来无数人绞尽脑汁地寻思：这些重达数百斤的悬棺，离地高度一般五六十米乃至几百米，有的安放斜度接近甚至超过了90度；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悬棺都置于水流湍急，几乎无法攀援的险要绝壁上。别说把棺材扛上去安放好，就是空手爬上去都不可思议。这些悬棺始终像一个谜团萦绕在人们的脑际：古人为何要把棺木高悬于千仞绝壁之上？重达数百公斤的悬棺，是怎样被安放在那些水流湍急的悬崖绝壁上的？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悬棺葬的安置方式。悬棺葬共有三种悬置方式：一是木桩式，在峭壁凹入可避风处，凿孔插桩，架棺于上；二是凿岩式，凿岩为穴，置棺于内；三是自然洞穴式，利用岩壁天然缝隙或洞穴，置棺于内。据《稽神记》记载：“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南朝人顾野王把武夷山中的悬棺墓葬，号为“地仙之宅”。当地的百姓也把悬棺之处称为“仙人葬骨”之处，武夷山的一些洞穴因此就有了仙机洞、升真洞、换骨岩之类称法。说悬棺是神仙所为自然不可深信，但这些说法流传已久，足以说明悬棺葬法之奇。
唐张《朝野佥载》中，曾记有古人在临江高山半山腰间开凿石穴安葬死者的情形，办法是从山顶上放绳索把棺木吊下来。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曾使用这种方法，用辘轳自山顶上放下钢索，从武夷山白岩洞取下一具完整的船棺。今人所实践的吊置棺木之法，并不能解决古人置放悬棺过程中的所有细节问题，在崖壁上凿孔并打入木桩搁置棺木，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棺木勾拉到预定的位置上？困难之大难以想象。
也有人参照东南亚古代居民安葬瓮棺的办法，提出一种设想：依靠绳索、长梯之类的攀援工具，将尸骸、板材、殉葬物品和制棺工具等一一包裹，借个人的力量运送到选定的洞穴中，然后现场制棺成殓并予安葬。
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将悬棺搬上崖顶，或者就在崖顶凿木为棺。然后，将一位熟练的打桩工拴住放到放置悬棺的位置，打好孔、画好岩画，安上桩头。最后将凿好的棺木拴好从崖顶放下，安放在打上桩头的位置。第三步才是吊下尸体，装入棺内。第四步是吊下盖板，合上棺材，将放置棺材的人拉上崖顶，一具悬棺即放置完毕。
与此一种相近的说法是：悬棺应该是古代人用多个安放在山顶的辘轳，先将人系住从山顶缒下到悬崖有洞处选址或者选址做洞，再做好接棺的辅助事项。然后再将棺木吊下，棺木另外还有几条牵引绳，牵引绳由洞内的人用钩子钩住再由洞内的人合力拖入洞内。仪式完成后洞里面的人再由多个辘轳将人绞上山顶。这项工作需要很多绳索和辘轳，是多人合力的一项用多个辘轳机械运动的活动。
另有一种说法是：棺木是古人通过在悬崖上修栈道放置的。研究者经反复考察发现，在悬棺附近的崖壁上，往往有一些桩孔遗迹。此外，在悬棺周围的崖壁上，特别是没有凸出岩石作护罩的地方，还发现了许多排列有序的桩孔遗迹。因此，有人猜测，可能是先将匠人从山顶上绑绳吊至山腰，打孔、安木桩，再用原始的滑轮将绑上绳子的棺木往下放，并用长长的楠竹枝将棺木往外顶，以免被乱石所碰。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清许缵曾《东还纪程》记载，湖南常德沅江流域有一“倒水岩，石皆壁立水滨，逶迤高广”，壁上凿有十个洞穴，下临绝壑，其中有个洞穴内藏有五具棺材，“旧传为沉香棺”，理解为是沉香木制做的话，其分量之重自然又过于一般木棺。这样重的东西，是怎样把它抬升进壁穴里去的呢？许缵曾便向当地人请教，当地人只能提供先人的传说，据讲是趁沅江涨水时由“健鬼引而上”。此说属实，就还存在一种与从山顶上吊下棺木正好相反的办法：即利用水位抬高，以船载棺而将之运进预先看好的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崖窦里，等水位降低后，便有了石壁悬棺下临绝壑的奇特景观。而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这一种观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那就是古人利用雨季水位抬高，用船载棺椁将其运进预先选好的洞穴里，等水位降低后，棺椁便留在了悬崖绝壁上。
中国的悬棺葬遗存，多以处山临水为选址共性，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最晚的也在400年以上)。在这千百年中，河道、地貌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如福建武夷山的九曲溪、江西贵溪县仙岩的信江支流上清河等的两岸石壁，在两三千年内都经历了河水对河床的冲刷侵蚀，在长期自然力的作用下，河流水位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事，因而当时放置棺木的高度也就不会像现在所看到的这样高峻。
逝者长已矣。无论种种推测如何，总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疑问。唯有恢复到古人生存的环境、民族地区特有的人文风情，才有可能最终解开悬棺到底如何安葬之谜。以今日之情境推测古人之事，难免会有闭门造车、缘木求鱼的困惑。
沙和尚为何戴九颗骷髅项圈？
沙和尚为何戴九颗骷髅项圈？
《西游记》是吴承恩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唐僧西天取经故事写出的长篇神话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生动鲜活的形象。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西游记》中，沙僧项戴佛念珠，手握月牙铲，性格憨厚，忠心耿耿，既不像孙悟空那么叛逆，也不像猪八戒那样花痴不改，自他放弃妖怪的身份起，他就一心跟着唐僧，正直无私，任劳任怨，从不左顾右盼，谨守佛门戒律。但是，原著中的沙僧戴在脖子上的并不是佛念珠而是用九颗人头骷髅穿起来的项圈，那么，原著为什么将沙僧塑造成戴骷髅项圈的形象呢？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记载了沙僧的“履历”：他法名悟净，人称沙和尚，原是天宫的卷帘大将，因打破了琉璃盏，触犯天条，被贬出天界，在人间流沙河兴风作浪。他使用的兵器是一柄降妖杖，武艺高强，不畏强敌，懂得地煞十八般变化。经南海观世音菩萨点化，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猪八戒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因他最后拜唐僧为师，只好负责挑担。他身上有两件宝，一件是菩萨所赐葫芦，另一件是九个骷髅组成的项圈。后来，他用九个骷髅作为九宫，把菩萨所赐葫芦安放在其中，成为法船，稳似轻舟，顺利地帮助师徒四人渡河西去。沙和尚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上，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取经后被封为金身罗汉。
有专家认为，沙和尚脖子下挂着的骷髅，是他生吃活人的见证，也是他炫耀战功的方式。《西游记》第八回，沙和尚被观音菩萨降伏，情愿皈依正果，主动讲道：“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玩耍。”如此说来，将骷髅头挂在项上真成了沙僧炫耀战功的资本。
沙僧用骷髅炫耀战功并不是作者的杜撰，而是有着现实的历史依据。从原始社会开始，由于各个地域中人们信仰的差异，导致了对尸体处理方法的差别。在对死者头颅的处置问题上，也是和信仰观念有观。人类社会中部落、民族间的战斗常出现获取首级的行为，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的灵魂藏在头颅之中，将敌人头颅割下则可对敌人的灵魂进行危害。
实际上，吴承恩关于沙僧所戴骷髅项圈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沙僧的战功，还有着很深的佛教渊源。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都有骷髅装饰品，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戴骷髅璎珞(项链)。例如，怖畏金刚身佩50颗鲜人头，遍体挂人骨珠串。据说神灵们佩戴可怖的骷髅可以震慑邪恶势力，同时象征那些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恶魔。
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杂剧《西游记》中的说法，沙僧的原型深沙脖子上那串骷髅是三藏法师的前身，据说唐僧曾两度被深沙神吃掉。由于沙和尚项上的骷髅是唐僧的前身，而唐僧是佛祖如来弟子金蝉子转世、十世修行的罗汉，吃他一块肉便可长生不老。他的骷髅更是威力无比了，于是，《西游记》第二十二回记载，沙僧皈依之后，遵照菩萨的指令，取下脖子上挂的九个骷髅，用绳子一穿，又把观音菩萨的红葫芦拴在当中，放在河里，骷髅和红葫芦立刻变成一只小船，将唐僧等人载过河。到了岸上，木吒行者收起了红葫芦，那些骷髅立刻化成九股阴风，一会儿就不见了。流沙河是鹅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但将唐僧前身的头骨摆成九宫形状，再加上菩萨的宝葫芦居中，就可以顺利渡过弱水了。
唐玄宗开元年间，“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翻译了已经在印度本土发展起来的佛教密宗经典，并在各地建曼荼罗坛场，佛教密宗在我国传播开来。《西游记》中沙僧形象的前身—密宗护法神深沙神信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据佛典记载，深沙与俘丘本是两个恶鬼的名字，到唐代时合而为一，成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了。公元839年，日本和尚常晓将中土的深沙神王像带到了日本。他带去的深沙神像就身挂骷髅装饰品。
从中唐到宋，内地的深沙神信仰十分兴盛，这从一些禅宗语录中也看得出来。到了元代初，统治者虽然对密宗也信奉，但对骷髅装饰却逐渐心怀不悦。到了明代，很多人更不愿让一个已经皈依正果的僧人始终挂着令人恐怖的死人头骨装饰品了。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沙和尚脖子上应当换成一串念经咒时计数用的念珠了。而沙僧也真的成为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和尚形象了。
辽宋夏金元——
群雄逐鹿中原
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
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辞》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忽必烈四处征伐拓展疆土，几乎无往而不胜，但是在对日本的两次渡海作战中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从而不得不打消了兼并这个弹丸小国的想法。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他在书中有过于夸张的描述，这也许由于其对亲历中国这一难得经历的炫耀心理。
宋太祖戏剧性地死在“万岁殿”
宋太祖戏剧性地死在“万岁殿”
在中国历史上，自夏禹传位于子启，即开始了帝王子承父业、世代为君的先河。从此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社稷永存，福绵子孙”成为历代封建帝王恪守的信条，很少发生有子嗣却拱手将皇位传与他人的事件。但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宋史·太祖本纪》仅用寥寥一句话草草打发了赵匡胤之死：“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50岁，正当人生的壮年，居然无疾而终地驾崩，而且戏剧性地崩于“万岁殿”！
关于赵匡胤之死，千载之下聚讼纷纭。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是著名的“烛光斧影”说。宋代有个叫文莹的老僧写了一本书，名叫《湘山野录》，其中提到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赵光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已久，他把宦官和宫女遣走，自己与赵光义对酌饮酒。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光义留宿寝宫，然后解衣就寝，鼻息声如若雷霆。五更时分，太祖驾崩，遗诏嘱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这就是著名的“烛光斧影”的故事。这种说法是最传统的观点，但也是最受非议的观点。按照宋朝的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也许这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血腥谋杀。
二是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太祖于四更驾崩，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把太子赵德芳叫来，王继恩却直接去找了赵光义。赵光义闻讯大惊，正自犹豫不决，王继恩大叫道：“再犹豫，皇位就是别人的了！”两人一起踏着积雪来到万岁殿，宋皇后一看是晋王赵光义，一下子就愣住了，醒悟过来之后，泪流满面地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官家（对皇帝的称呼）你了！”赵光义也流着泪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共保富贵。”这是司马光描述的赵光义篡位的经过。这一记录也存在疑点，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三是“金匮之盟”说。据传当日杜太后病危，急召赵匡胤等人受遣命。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做了天子的？”赵匡胤十分悲伤，伤心得不能回答。杜太后又说：“我已经行将就木，你哭管什么用呢？我时日已不多，你怎么只哭呢？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大事。”赵匡胤见状，只好回答母亲：“我能做天子，全是先祖与太后积功积德的结果。”杜太后听后，有些生气，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样！你能当天子是因为周室国君年幼，群心不附的原因。倘若周室有长君，你能当上皇帝吗？”继而又说，“你与光义都是我的儿子，将来你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光义，这才是确保社稷的根本啊！”赵匡胤于是叩头回答：“一定照您的吩咐办。”杜太后又指着宰相赵普说：“你把它记下来，不能违背我的话。”赵普于是当场记下了太后遗嘱，并在末尾署名“臣普记”三字，赵匡胤将遗嘱藏到金匮中，并命令那些细心谨慎的人掌管，这就是赵光义即位所依据的“金匮之盟”。
这一说法是宋太宗赵光义的钦定说法，历朝历代早已指摘了其中的许多漏洞：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了。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驾崩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不可能存在幼主之说。杜太后没有依据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立下“金匮之盟”。但是，太祖活了50多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5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宗并未遵照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四是徐大焯《烬余录》的记载。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以大将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属，伐后蜀，一路所向披靡，攻到成都城下，兵锋所指，立国40年的后蜀，仅仅两月有余就灭亡了。后蜀皇帝孟昶修降表投降，迁到汴京，刚刚被封为中书令、秦国公七天就被赵匡胤害死，葬于洛阳邙山。孟昶的宠妃，著名的花蕊夫人被赵匡胤占有。谁知赵光义也喜欢上了花蕊夫人，开宝九年（976年），赵光义趁着哥哥卧病在床，在床前趁机调戏伺候的花蕊夫人，赵匡胤惊觉，用玉斧砍他，赵光义逃跑，赵匡胤因此气绝身亡。
关于赵匡胤之死的四种说法，无论哪一种，都毫无疑问是弟弟赵光义阴谋篡权所致。赵光义即位后，不顾还有两个月开宝九年的年号就完了，迫不及待地改用太平兴国元年的新年号，是为宋太宗。
宋太宗篡位之后，太祖的两个儿子神秘死亡，宋皇后死后却不按皇后礼仪隆重发丧，弟弟赵廷美以38岁的盛年郁郁而终。至此，他的皇位才算彻底稳固，而宋太祖的死因真相也永远地被带入了他的陵墓之中。
巩义为何成了宋代的风水宝地？
巩义为何成了宋代的风水宝地？
秦陵、唐乾陵、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提起这些皇家陵园，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地处中原的巩义市，不但埋葬着赵匡胤、赵光义等七位北宋帝王，还埋葬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寇准、包拯、杨六郎等功臣明勋的宋陵，却鲜有人知。北宋总共有9位皇帝，靖康之难时，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走，死在了金国，其余7位皇帝都葬在了巩义，分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太宗赵炅（赵光义）的永熙陵、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宋哲宗赵熙的永泰陵，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史称“七帝八陵”。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皇家陵地都在都城周围，为什么宋陵要建在远离开封的巩义呢？
有的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巩义符合古代堪舆学的优良墓地标准。巩义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宫、商、角、徵、羽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因此赵宋定都开封），而死后必须安葬在西方，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即堪舆学上所谓“东高西下谓之角地；南高北下谓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巩义恰恰符合这一堪舆学的要求：东南，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极峰海拔1440米；西北，邙山海拔272米，正所谓“东高西下，南高北下”。况且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实为堪舆学“富贵不断”的最佳范例，赵宋不把这儿定为皇家陵地，还去什么地方寻找更好的位置？
还有人认为，选择巩义为墓地主要是因为宋太祖想迁都洛阳，巩义就在洛阳附近。宋朝开国之后，一直到赵匡胤死前，都没有停止过南征北战的步伐。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北汉和辽国，国势强劲，对宋朝虎视眈眈，更是大宋王朝的心腹之患。开封城地处一片平原之上，没有山川之类的天险可守，摆明了是易攻难守的局面。因此赵匡胤一直想迁都洛阳。不仅因为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地，而且因为洛阳地形复杂多变，难攻易守：北依邙山，南望洛水，西有秦岭潼关之险，东有虎牢黑石之固。和开封城相比，更有地理优势。
赵匡胤为了迁都，他对自己的臣子说：“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不仅能据山河之险，而且还能裁撤保卫开封的“八十万禁军”之冗兵，可谓一举两得。但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弟弟赵光义的反对：“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他把王朝的长治久安上升到道德高度，一句话塞住了赵匡胤的嘴，赵匡胤总不能承认自己是亡国的秦二世吧。赵匡胤事后感叹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传说，当宋太祖从洛阳回开封经过巩义时，他祭奠埋在这里的父亲，更加悲从中来。于是，他登上阙台，面向西方，要来弯弓，对臣下说：“我生不能居西京，死当葬此地！”弯弓搭箭，响箭向西北飞驰而去，箭落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
宋陵建制与历代帝陵不同，后妃采用的是葬制，均埋在皇帝陵外，不与皇帝同穴。皇后陵的建制与帝陵相似，只是规模较小，其他嫔妃均埋在帝陵后侧。不止是帝后不同穴，不同于历代帝王一即位就修陵的做法，北宋时期的皇帝生前是不修陵的，但又必须在驾崩7月内下葬。据史料记载：北宋皇帝下葬遵《周礼》，即从皇帝晏驾的某一天算起，选址、建陵、下葬到封闭皇堂，时间限在7个月内完成。从丧葬期间到陵墓后期的管理，均设有专门的机构，有常设的，也有临时的办事班子。常设的如太常寺，系宋朝中央专设的机构，负责掌管礼乐、宗庙、封赠、陵寝等事务，国葬期间，还有专设机构，如丧葬期组成的“五使”，规格就非常高。
至于和气势磅礴的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相比，北宋皇陵默默无闻主要是与金兵的破坏有关，1127年北宋亡国后，金兵进驻宋陵，为掠夺也为报复，他们对宋皇陵进行了毁灭性的盗掘。一时间狼烟四起，掘墓开棺，惨绝人寰。陵区内瞬间尸骨遍地，烟火弥漫，一片狼藉。偏居临安的南宋皇室听到祖坟被劫掠的消息，悲痛万分。宋高宗赵构命令河南镇抚使翟兴父子及岳飞等大将军带兵赶往巩义迎战金军。金军被驱赶出宋陵，南宋皇室派人修葺陵寝。但是宋军一撤，金兵又来，并进行更大的报复。后来，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奉旨到巩义谒陵，看到永泰陵哲宗的尸骨竟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尸骨包裹起来。南宋高宗听说后愤懑至极，不觉凄然泪下，但又无可奈何。后来，金人扶植的傀儡伪齐政权，又对宋陵进行大肆盗掘，烧毁所有地面建筑（神墙、神门），北宋皇陵从此更加惨不忍睹了。
花蕊夫人凭何迷倒了两朝帝王？
花蕊夫人凭何迷倒了两朝帝王？
熟谙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自古就不缺乏奇女子，但是才华和美貌却仿佛在女子身上互不相容。李清照、谢道蕴，虽才华横溢，但面容只能称得上是平凡；鱼玄机、薛涛，虽容貌娇艳，却在文才和智慧上又稍逊一筹。唯一例外的，是一个叫做花蕊夫人的女子，她美丽却摒弃妖娆，聪颖而博学强记，而在亡国之后，还写出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首悲愤婉转、不亢不卑的《述亡国诗》。这位才高气傲的女诗人是谁呢？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位“花蕊夫人”，而且都居于成都。其中两位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妃子徐氏姐妹（约883～926年），她们都是成都人，宫号为花蕊夫人，当时她们两姐妹都得到王建的宠爱。大徐妃为王建生下一个儿子王衍，后被立为皇太子。王建当上皇帝后不久去世，王衍当上皇帝后荒嬉无度，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当他陪母亲和阿姨游青城山时，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妆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边走，边走边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而大、小徐妃更是结交宦官卖官鬻爵，后唐庄宗乘机灭掉前蜀，可见这两位花蕊夫人并没有名垂千古的资本。
而另一位“花蕊夫人”是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也正是《述亡国诗》的作者。花蕊夫人，本姓费，四川青城人，约于后蜀广政六年(943年)入宫。据《十国春秋·慧妃费氏传》记载，孟昶对她十分宠爱，嬖之专房，拜为贵妃，又升为慧妃。“尝与后主登楼，以龙脑末涂白扇，扇坠地，为人所得，蜀人争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后主与避暑摩诃池上，为作小词以美之，词曰：‘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因其娇美明艳，赐号“花蕊夫人”。
因自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而为后世公认为中国最早对联的孟昶，虽然是个花花公子加昏君，但也是一位才子。花蕊夫人的诗作水平较高，在后蜀时，就曾仿唐代宫体诗人王建的风格写了宫词百首，深受蜀中士大夫赞赏。其诗词短小、平易、细腻、传神，多数近似白描。对人物的描写擅长以动状人，往往在寥寥数十字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如孟昶夜寝喜听滴水之声，宫人为了取悦于他，便用水车踏水模拟滩头细流，花蕊夫人曾作宫词记之：水车踏水上宫城，寝殿檐头滴滴鸣。助得圣人高枕兴，夜凉长作远滩声。
流传到现在的《花蕊夫人宫词》有100多篇。后人认为她的诗，“清新艳丽，足可夺王建、张籍之席”。由于与皇帝有着共同的爱好，加上貌若天仙，自然会得到皇帝的宠爱。
孟昶是个不错的诗人，但却不是一位好帝王。后蜀广政二十八年（965年），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王朝，仅用了66天时间，就将后蜀灭亡。沦为俘虏的花蕊夫人，在从成都押解北上开封的途中，当行至一个叫葭萌驿的驿站休息时，在驿站墙壁上，留下了一阕没有写完的词：“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刚写下这些，由于“军骑促行”，只好又匆匆上路。从这首未曾写完的词中，可以想见花蕊夫人的亡国之痛。
宋太祖见到花蕊夫人后，被她的美貌吸引，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宋太祖竟厉声指责花蕊夫人说：“人说女色是亡国祸水，你倚仗美貌，使孟昶荒于游乐，败了国家，该当何罪？”花蕊夫人面无惧色，坦然陈辞：“做君主的掌握军政，占有权力，不能悉理朝政，强军保国，自己迷恋声色，又要将罪名加到宫妃身上，是什么道理？”当场索要纸笔，题写了《述亡国诗》。这首诗感慨后蜀将士没有斗志，14万大军顷刻间被宋军摧毁，后蜀因此而亡国，孟昶和自己因此而成为大宋王朝的阶下囚。或许正是这首诗打动了赵匡胤，他在点头称许这位年轻女子才艺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喜欢上了她，将她收为妃子。7天之后，孟昶暴死于宅第。花蕊夫人悲痛欲绝，在宫中挂上孟昶的画像，表示纪念，为了瞒过宋太祖，她说是“张仙送子图”(据说后人盛行供奉“张仙送子图”，就是由此而来)。关于花蕊夫人之死，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说“尝进毒，屡为患，不能禁”，终于被宋太祖赐死。也有人说，她后来年长色衰，郁郁而死。还有人认为，花蕊夫人被赵匡胤收入后宫后，赵光义以皇帝当以江山社稷为重、不当惑于女色为名，屡屡劝谏太祖，但宋太祖赵匡胤并不在意，于是，赵光义对花蕊夫人起了杀心。一次，赵匡胤与赵光义、花蕊夫人等同在御花园射猎为戏，赵光义借调弓弄矢之际，一箭将花蕊夫人射死。甚至有人认为，宋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又逼花蕊夫人就范，花蕊夫人不肯，被恼羞成怒的赵光义一箭射死。
后蜀花蕊夫人到公元965年国破身亡于北宋时，可能还不足40岁。但她的百首宫词、葭萌驿题词、宋宫赋《亡国》诗，则是她一生中几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作，足以彪炳文学史册、永垂不朽，清人吴文锡《青城山吊花蕊夫人》一诗概括得极为精炼：内家本事诗犹在，城上降旗恨未休。试问葭萌题驿处，有无水殿任梳头。
孟昶暴卒后，葬于洛阳邙山。花蕊夫人死后，则葬于福建崇安。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四川广汉发现了“孟昶暨花蕊夫人墓”，但何时何因何人将这对苦命鸳鸯合葬，史无明文，就不好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