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有多厉害？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有多厉害？
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演绎杨家将故事的剧目可谓数不胜数，能查到剧名的大概有几十种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如《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百岁挂帅》、《李陵碑》、《清官册》、《杨八姐游春》、《三岔口》、《挡马》等等，这些故事，以宋辽战争为背景，刻画了杨家一门忠烈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有历史原型，但又经过夸大和杜撰，直到成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杨家将。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是什么样子呢？
五代十国时，政权更迭频繁。公元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北汉灭亡。北汉将领杨业也随北汉降宋。杨业本名叫杨崇贵，他年少时很受刘崇的看重，刘崇以其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然而刘继业在北汉30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宋史》中提到宋军几次与刘继业的交锋，全是以刘继业的失败而告终。在《续资治通鉴》中，仅仅提到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直到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同时期的《九国志》曾经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流传到今天。《辽史》中有辽将耶律斜轸责问杨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可见刘继业在北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辽国。虽然北汉一直臣事辽国，但是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估计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虽然规模不大，但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这样的经历让刘继业积累了边防的丰富经验。
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刘继业归宋以后，复本姓杨，单名业。后来，杨业因功升云州观察使。以后辽国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不战而走。守边的主将忌杨业威名，屡次向宋太宗上书，诽谤杨业。宋太宗封其奏交给杨业，以表示对杨业的信任。雍熙三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辽国，其中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将。起初各路进展顺利，杨业一路夺取了辽国的寰、朔、云、应四州，但主力军中路曹彬失利。宋太宗命令各路人马班师，后又命潘美等率领大军将收复四州的民众迁移到内地。此时，辽萧太后又领兵十万夺回寰州。杨业爱民，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护送四州人民迁移。现辽已大兵压境，应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监军王诜不懂军事，反而斥责杨业贪生怕死。
最后杨业力争不果，只能冒险出击，他和潘美做了约定，在陈家谷口埋伏人马，万一兵败也好救援。杨业出兵后不敢轻战，久未回还。潘美与王诜以为辽军败退，欲抢功劳，竟率军离开谷口，来会杨业。此时杨业已败退，潘美见势不妙，弃陈家谷口逃走。杨业且战且退，至谷口已傍晚。本以为伏兵四起，定杀辽军个措手不及，不料竟空无一人。杨业无奈，只得率众守住谷口死战。此时，杨业之子杨延玉也已战死。部下也仅剩百余人。杨业知必死，叫部下散了，自己死守。杨业素与士卒同甘苦，无人愿退缩。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无一生还。杨业身受重伤，仍杀敌数十，最后因马受伤被俘。杨业宁死不屈，后绝食而死。而非戏剧小说中的撞死在李陵碑前。
杨业死后，朝野义愤。宋太宗削去潘美三个虚衔。王诜被开除军籍。杨业有七个儿子，但并非个个都骁勇善战。除杨延玉战死外，杨延昭（即杨六郎）曾长期在今河北地区与辽作战。他所驻守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高阳关离三关口很近。杨六郎之子杨文广，曾抗击西夏，后来也在今河北地区抗辽。宋史有杨业、杨延昭传。至于杨门女将，不见史料有载。是否真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写道：“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里的父子就是指杨业和杨延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叫杨琪，其祖父是杨崇勋，杨业是其伯祖。另一位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著名人物苏辙也写过一首《过杨无敌庙》，苏辙也是北宋人，离杨业去世的年代并不算太远，他的诗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杨家将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力。
到了南宋，民间艺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书中把与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的功绩安到了杨延昭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节。到了元代，杨家将故事形式又有新拓展，出现了杂剧，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到了明代，杨家将故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杨家将故事以小说、评书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些故事反映的时间跨度加大，从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一直写到宋神宗赵顼，约100年的历史，编撰了杨家祖孙世代抗敌的英勇故事。
明朝中后期，杨家将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民间艺术家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出历史演义小说，如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加上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这两部书使得杨家将故事定型，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素材。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就有360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成了英雄传奇。杨家将的故事已经偏离历史原貌了！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历史事实吗？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历史事实吗？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是宋真宗第六子，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后，他开始亲政。在位时间为1022～1063年，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关于宋仁宗赵祯的身世，有一种流传至今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历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这一故事经过千年的演绎流传，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京剧、蒲剧等有《狸猫换太子》、《遇后》、《打龙袍》，梨园戏有《陈州赈》，汉剧有《拷寇珠》，秦腔有《抱妆盒》，淮调有《斩郭槐》，演绎的都是这个传奇式的故事。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却大同小异。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宋朝真的发生过吗？
在《宋史》中对宋仁宗身世的记载是这样的，《宋史·仁宗本纪一》：“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宋史·仁宗本纪二》：“明道元年春二月……丁卯，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妃薨……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留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也就是说宋仁宗的确是李宸妃之子。
《宋史·后妃上》还记载了李宸妃与后来的刘皇后的这段公案：
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后来，李氏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真宗去世后，赵祯即位，也就是宋仁宗。昔日的刘皇后成了刘太后，临朝辅政，又掌权后宫，众人都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挑明这个真相，只能眼睁睁看着仁宗母子不相认。天圣九年，仁宗生母李宸妃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次年，李宸妃去世。刘太后本想只以妃子之礼下葬李宸妃，可是宰相吕夷简却上书给刘太后说，仁宗现在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可是在太后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人向仁宗禀告实情的，如果仁宗因此怪罪太后家人，那就不是谁可以控制的了，所以应当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那时即便谁要说什么坏话，仁宗也不会拿刘家怎么样的。刘太后认为宰相吕夷简言之有理，于是就下令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宰相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班给李宸妃穿皇后装入殓，并使用水银装箱，刘太后也一一默许了。李宸妃的丧礼因此举行得极为隆重。
1033年，刘太后死后，宋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宸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做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宸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所以，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包拯为李宸妃鸣冤这样的故事呢？包拯是《狸猫换太子》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历史上，他与这桩公案无任何联系。包拯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踏上仕途，开始做建昌知县、天长知县、端州知州等地方官，自然无从参与宫廷斗争。到他进入中央政府，仁宗已经亲政很久了。包拯使“狸猫换太子”一事大白天下只是戏剧小说中的演绎而已。
李师师在北宋灭亡后结局如何？
李师师在北宋灭亡后结局如何？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崇奉道教，任用蔡京、梁师成、李彦、童贯、朱、王辅等，时称六贼。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但是他却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书法家。他画的花鸟、人物、山水，描绘工细入微，尤善花鸟画，设色均净，富丽典雅，笔墨精妙，造型生动，神形兼备。除擅长绘画外，还兼善书法，风格挺健秀丽，称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赵佶一生生性轻浮，除了爱好绘画和书法外，他还嗜好女色如命，甚至，他竟然到青楼中幽会歌妓李师师。
李师师，生卒不详，北宋末年汴京名妓。本姓王，四岁时亡父，因而落入娼籍李家，改名李师师。据载，她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芳名远扬开封城。当时的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着她与不少文人如周邦彦、晁冲之等人的交往。清人史梦兰有诗：“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宋徽宗在位期间，自政和年间以后，也常微行出游，乘小轿子前往李师师家。由于李师师深得徽宗宠信，后来徽宗索性把她召入内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李师师以枕边风，权势倾朝野，相传聚众梁山泊起义的宋江，打算归顺朝廷时，想利用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也偷偷进入汴京访李师师。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进逼开封，徽宗将皇位让给太子钦宗。李师师失去靠山，“废为庶人”，并被驱出宫门，地位一落千丈。据《李师师外传》，她为了免祸，曾汇集徽宗赏赐的钱财，献给官府，以助河北军饷，并自乞为女道士。靖康元年，钦宗下令籍没李师师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之年，尚书省直取金银，奉圣旨：‘赵元奴、李师师，曾经抵应倡优之家，逐人籍没，如违并行军法’”。不久，汴京沦陷，北宋灭亡。经过这次变故，权势倾天的李师师成了一贫如洗的平民女子。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攻汴京，并俘虏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多人北返，而李师师的下落也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了。
李师师其人其事，频见于宋人笔记，综观历代记述，有关李师师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说法。
殉节说：有一本佚名的《李师师外传》，说金人攻破汴京后，对这位芳名远播的名妓“必欲生得之”，费了很大周折，还是由大汉奸张邦昌帮着找到了她。宴席之上，李师师慷慨陈词，痛骂张邦昌，而后吞金簪自杀。临死之前，她大骂张邦昌：“师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清朝人士黄廷鉴《琳琅秘室丛书》也据此称赞她的殉国行为是大丈夫气概的表现，“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认为这一行为将在历史上永放光芒。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这一说法。但对于这一记载，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认为不过是后人借塑造李师师这一形象讽喻当世。
被俘北上说：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到了北国咸州一带，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后世的通俗小说不少沿袭这种形式的说法。但小说的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恐怕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
老死江湖说：《青泥莲花记》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张邦基《墨庄漫录》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有时也为当地士大夫唱歌，“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毯吹笛袁、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继承了这一说法，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生，“唱柳耆卿‘杨柳外晓风残月’”。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宋人刘子《汴京记事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据情理分析，似乎最后一种说法较合情理。在汴京失守前，实际上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她藏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湖湘一带是可信的。金军攻陷汴京后是根据降臣官员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妃嫔的，而李师师已不在京城，不可能在名单之内，因而说她被点名索取或被掳北国是不成立的。当然，李师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难解之谜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曾经是相互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成为一对政治冤家。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协。但他们又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也许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辞》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好友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交往）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据《邵氏闻见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在王安石即将被起用之际，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迹”。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当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他们两人虽为政敌，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
新法旨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奉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溘然而逝。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各项重大的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冯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清明上河图》是“清明”时节吗？
《清明上河图》是“清明”时节吗？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美术遗产中的伟大作品之一，它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唯一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中，画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画中有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其间还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情节，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自从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当朝皇帝，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八九百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现在还能展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是历经坎坷。《清明上河图》历十年画成，最早由北宋宫廷收藏，靖康之祸后流入民间，历经辗转，后为南宋贾似道所得，元朝时期再度进宫，至正年间又被调包，流落民间，明朝初期，由大理寺卿朱文徽、大学士徐溥收藏；徐溥临终前赠予李东阳，嘉靖三年（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完死后，其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其娘家外甥王某曾临摹。陆完之子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来落到宰相严嵩、严世蕃父子手上，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载严嵩为得《清明上河图》，以1200金从苏州陆氏处购得，“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严嵩倒台，图被没收，第三次纳入宫廷。经明代皇室收藏，后来太监冯保偷出，在画上加了题跋，之后真本又不知去向。清朝时由陆费墀保存，在上面钤印题跋。后由湖广总督毕沅收藏，毕沅死后，《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宫，深藏紫禁城内。嘉庆帝命人将其收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一书之中。1931年溥仪将真迹和两幅仿作一起带至东北，但溥仪也不知何者为真品。1945年被收入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当成赝品处理，直至1950年冬天才由杨仁恺等人从库房的赝品堆里鉴定出真迹。
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并无异议。“清明”一词，最初见于金人张著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曾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才开始定下来。元人杨准在他的长跋中还着重说明这画卷题签的是宋徽宗赵佶，并盖有小印。明人李日华在他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画卷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有他的题诗，诗中有“清明上河图”一句，这样看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
但是，到了近代，却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这幅图所描绘的季节产生了质疑，那么这些人的证据何在？
一、画的开始，画有一队小驴驮着木炭从小路而来。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天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秋季营运冬季货物比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营运冬季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太早了，不符合经济规律。
二、画面有一农家矮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赵太丞家门口垂柳枝叶茂盛，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三、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回向城市一段。这群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更符合实际些。
四、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而且，画中草帽、竹笠在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画中并没有下雨的景象，这肯定是御阳用的，不仅如此，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在画面上有一处小茶水摊，在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字样。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很难解释。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如果《清明上河图》所绘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为何又叫“清明”二字呢？
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书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可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
《满江红》难道是岳飞的托名之作？
《满江红》难道是岳飞的托名之作？
我国宋代著名抗金将领岳飞有一首著名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千古绝唱《满江红》慷慨激昂，豪气冲天，述说了一代名将岳飞誓将金兵赶出中原，洗雪靖康耻辱的豪情壮志，表现了岳飞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从古至今，每当国难当头，这首词不知激起了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奋勇斗志。
自古以来，《满江红》一词一直被认为是岳飞的作品。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开始对此不断设疑，并展开争论。
怀疑者认为：第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这篇文章的根据是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这首词不见于宋人、元人的书中，却突然出现在明中叶，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第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陀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泰三年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重刊此书，共经历了31年，仍未收入这首词。第三，《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真是“匪夷所思”。相反，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第四，《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洋洋洒洒，慷慨激昂是豪放派风格；后者格调低沉，是婉约派风格。前后风格大不一样。第五，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未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唐、宋时人们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一带却是明代时北方鞑靼人常常侵犯之地，距离岳飞伐金之地数千里之外，至南宋时已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假设此词果真出自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由于明代中叶开始北方鞑靼族入居河套，骚扰中原。鞑靼西攻甘、凉地区，多取道贺兰山后。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绝不会有此的”。所以，《满江红》不可能写于宋代，而是作于明代。
针对以上怀疑，认为《满江红》是岳飞作品的学者给出了答复。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后，他的家产、文稿均被朝廷查封，因此岳飞的孙子岳珂所收录的《岳王家集》中很可能并未将岳飞的全部作品收入，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岳王家集》中，故不能根据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就断定真假的。另外由于南宋时一直是主和派在朝中主政，主战派代表岳飞冤死，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平反，就连同情岳飞的人也是非杀即贬，而到了元朝由于统治者大肆压制汉人，蔑称为“南人”，岳飞这首慷慨激昂的词作《满江红》的命运，自然更是受到压制，于是直到明朝，才出现人们广泛吟诵的局面。
而从“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可知这首词是岳飞在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三十岁时（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宠，开始掌握指挥大权，此时他身受殊荣，感受深切；岳飞自20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30岁由九江奉诏入朝，行程加起来足有8000里，所以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正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又有“潇潇雨歇”一句。
关于《小重山》与《满江红》两词格调大不相同的问题，《小重山》作于岳飞37岁生活平静无战事之时，《满江红》则作于6年前征战不休之时，时代背景与感受全不相同，故两词风格迥异。就岳飞本人来说，虽然说他大部分词作的风格低回婉转，只有这首《满江红》粗犷豪放，但是并不是说岳飞本人只可以写一种婉约风格，不可写豪放风格的诗词。就宋朝历史上的大词人而言，他们虽然各成一家，也并不是个个都是只有一种风格，随着时代境况、个人生活背景的变迁，像苏轼、辛弃疾，他们的词作中都是既有豪放之篇，又有婉约之作。
《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一样，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认为《满江红》写于明朝。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之作，争论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但无论如何，《满江红》这首词所体现的岳飞的崇高精神，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置岳飞于死地？
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置岳飞于死地？
岳飞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抗金英雄，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其在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下写的千古绝唱《满江红》，至今仍是令人士气振奋的佳作。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长跪着秦桧的铁像，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但是岳飞究竟是为何被杀？一些学者认为，宋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真正凶手。秦桧只是迎合高宗的意思，代替高宗承罪而已。当时审问岳飞的大理寺官员何铸，向秦桧辩白说：岳飞实在无辜，为什么一定要杀。秦桧说：此上意耳。
那么，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害岳飞呢？
据《宋史·宋高宗本纪》载：1141年十一月，金国派萧毅、邢具瞻为议和代表，随同南宋代表魏良臣回南宋，提出议和条件。此时赵构的生母韦太后被金军扣押，她托南宋代表之一的李微将一封信送到赵构手里。宋高宗对萧毅、邢具瞻说：“我拥有天下，但却不能赡养父母亲人，而我的父亲徽宗却已经死了啊！现在我发誓，我要明言：金国要归还我的母亲韦太后，我不以议和为耻。不然的话，我不怕对金国用兵！”“如果我母亲韦太后果然能回南宋，我们自当谨守誓约，如果没有回来，虽然有誓约，也是一纸空文。”1141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历史上称为绍兴和议，最后，金国送回了宋高宗赵构的母亲韦太后，而宋高宗的哥哥宋钦宗赵桓当时拦住韦太后的车轿，痛苦地央求韦太后：“请回去告诉九弟（赵构），只要能让我回去，有间普通的房子住，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赵桓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最终死在金国。在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上塘河河口映月桥，当年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南归时就从这儿登岸。现在新建的映月桥上，仿古设施的双龙阁和双龙戏珠浮雕相当逼真地再现了当年情景。宋高宗母子重逢，喜极而泣。韦贵妃回朝后，被宋高宗尊封为“显仁太后”。我们可以看出宋高宗赵构是个孝子，宋高宗提出放了生母就议和，那么金国肯定也会提出相应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杀岳飞，放其母。而且历史事实是宋高宗在1141年十一月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的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农历除夕夜，赵构“特赐死”岳飞，而当时韦太后可能正在归途之中。
秦桧根据宋高宗的指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年仅39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岳飞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当然宋高宗思念母亲而杀岳飞只是原因之一，岳飞之死还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是，宋代皇帝有猜忌大将的传统。先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来又有“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制度，对武将很不信任，对拥有兵权的大将更是疑忌。历史上的岳飞既是一个好学习、不扰民、得军心的人，也是一个不好色、不爱钱、不贪财的人。有人要送美女给他，被岳飞退回；年轻时岳飞喜欢喝酒，皇上劝了他一次，他从此就滴酒不沾；皇上要给他盖房子，他不要，并且说：“敌未灭，何以为家？”岳飞如此高尚，如此廉洁奉公，而又常打胜仗，如此得民心军心，他意欲何为？宋高宗对所谓的“岳家军”更是敏感，顾虑重重，对岳飞更是不太信任的。
其次，岳飞的北伐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正中宋高宗的要害。再次，岳飞在要求宋高宗册立太子的事情上也使得宋高宗对岳飞不满。显然岳飞被杀害，一方面有宋高宗思念母亲的缘故，另一个方面从岳飞的政治单纯和精忠报国来看，宋高宗也有自私阴暗的一面，他对岳飞没有好感，并且独独没有给岳飞平反。直到宋孝宗时才给岳飞加谥武穆。但是放到历史的宏大背景之下，岳飞之死与南宋初年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息息相关，也许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说到底可能就是人性的悲剧！
宋代词人李清照是美女还是丑女？
宋代词人李清照是美女还是丑女？
李清照（1084～约1155年），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这样一位多愁善感、文才超众，而且从小生活安逸，在书香人家长大的女子，使我们这些后代人在谈及她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定式思维——把她与林黛玉这样的女子联系起来。因此李清照一直被世人看作是一名美女作家，很少有人认为她是丑女词人。其实李清照究竟是美女还是丑女，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世人对她的容貌都是凭想象和猜测来理想化并加以美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