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帝）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李选侍尽快“移宫”，御使左光斗上书朱由校明白指出：“内廷有乾清官，犹如外廷有皇极殿，唯天子御天得以居之，唯皇后配天得以共居之。其他妃嫔不得常住。这非但为避嫌，也为了区别尊卑。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殿下反而退处慈庆宫，名分又从何说起?不早作决断，势必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将在今日重演。”朱由校听了，觉得甚是有理，便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著礼部再议。
随着朱由校登基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杨涟便直言上奏：“选侍托保护之名，图专擅之实，宫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也在今日!”
随后，杨涟又去拜见首辅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起初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最终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后，又去请求太子颁下严令。于是，朱由校登基在即时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如此情形下，势单力孤的李选侍还是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李选侍终于无奈地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鸾宫。于是，这件震动宫闱的明朝三大疑案之一的“移宫案”终于落下了帷幕。李选侍以失败而告终，熹宗朱由校进驻乾清宫，登上宝座。
李选侍封后的要求没有实现，做皇太后控制朝政的愿望也落了空。她赖在乾清宫不走是否是受到了郑贵妃的幕后指使，这个后人亦无从得知。但是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控制新皇帝朱由校来操纵整个朝政。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争论的问题，史称晚明三大疑案。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元朝末年，日本的北条时宗曾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趁战乱之机入侵朝鲜，进而觊觎中国。被这个征伐令动员起来的日本武士从此开始骚扰中国东北沿海，倭寇之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所以这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被称为“倭寇”。明初时，国家强盛，海防较为完备，倭寇并未酿成大患。正统年间之后，由于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倭寇日渐猖獗。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袭入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劫掠财物，甚至把婴儿拴在竿上，用开水烫死。嘉靖年间之后，倭寇之患发展到了极点。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攻城掠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为了剿除倭寇之患，嘉靖年间，戚继光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抗倭。曾有一首民谣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戚继光统军打仗，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士兵要绝对地服从指挥，指挥官下令向前，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也要奋勇前进，不得后退，违令者定斩不赦。正是因为戚继光如此强调军纪的重要性，戚继光才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抗倭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民间传说，戚继光为了严明军纪，甚至处斩了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抄录《连江县志》的一段记载：“更闻，公(指戚继光)既平连江，移兵宁德，以其子为前锋，传达‘退缩者斩’。其子登白鹤岭，见倭势甚盛，回首欲有关白，立斩以徇，三军股栗，临战无不以一当百，于是尽歼群倭，遂平福宁路。”《宁德县志》接着写道：“公但有此子，宁人感而伤之，因并塑其子之像于庙，配祀无疆。”这段记载，使后人相信：戚继光在宁德县的白鹤岭斩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却受到了不少后人的质疑。
首先，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明史》、《罪惟录》和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闽书》中的《戚继光传》等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均无记载，戚继光后人所编著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中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且从《宁德县志》的记载来看，戚继光在白鹤岭“斩子”，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宁德县第一次编写县志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斩子”距编志不过28个年头。万历版县志对倭寇侵扰，记叙详尽，而对“斩子”，只字未提。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第二次编纂县志，对戚继光“斩子”一事，不作直接记述，而是抄录《连江县志》，还慎重地附上一句“事见连江县志”。后人就以此为依据了。其次，嘉靖四十四年的《建功德祠记》以及祭文，其内容都没有说到“斩子”之事。第三，白鹤岭两侧，留有明、清及民国的摩崖石刻20余处，也没有发现有关戚继光“斩子”的片言只语。《连江县志》这段文字开头的“更闻”二字，足以说明是道听途说，敷衍而来的。传闻之事，不足为据。
其次，此外，在福建连江、莆田、闽侯，浙江义乌、台州等地也有类似的传说。《闽都别记》第301回，回目上联“严军令戚参将斩子”，文中描述倭寇至福州北岭，戚继光以其子为先锋，传令“直往破贼，回顾者斩”，其子回顾父至未，令即拿斩。《仙游县志》载：“戚公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先锋，勒回马，且求驻师，公怒其犯令，杀之。”还有传说，戚印是戚继光早年收养的义子。传说归传说，并没有可靠的记载。
最直接的证据是，根据《戚继光墓志铭》的记载，戚继光的正房夫人王氏，一生只生有一个女儿，并无传说故事中的长子戚印这个人。戚继光在军中所纳的小妾陈氏、沈氏、杨氏等人虽然先后为他生了戚祚国、戚安国、戚报国、戚昌国、戚兴国等几个儿子。但这些儿子在戚继光抗倭时期都还是襁褓中的小儿，根本不可能成为统军打仗的将领。因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戚继光斩子之事，纯粹是子虚乌有。民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许是人们根据戚继光将军治军严明，军纪如山的特点演绎出来。戚继光斩子的传说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讲并无明证。
而引起这场争论的源头很可能是戚继光的两本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戚继光的这两部著作中都记述：“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只是表明戚继光在治军方面的态度，没想到以讹传讹，竟然衍生出他斩子的故事。
骇人听闻的“天启大爆炸”
骇人听闻的“天启大爆炸”
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离奇的大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米，面积达到2.25平方千米，造成2万多人死伤。这场大爆炸之惨烈、诡秘，世所罕见，至今众说不一。
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明实录·熹宗实录》、《国榷》、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中都有记载，尤其是根据当时属于官方的、相当于现在政府新闻公报性质的邸报底本，佚名抄撰《天变邸抄》对王恭厂灾变记述极为详细。这部著作是最早记述王恭厂灾变的著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流传于明朝天启末年。其影响之大就连明代佚名小说《杌闲评》第四十回中也把这一事件写进了小说的情节之中。
《天变邸抄》对这次灾变的描述是：“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城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这次爆炸中心的“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
在爆炸中心范围内行路的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等7人没了踪影。还有，西会馆的塾师和学生共36人，一声巨响之后，都没了踪影。据说，承恩街上有一八抬大轿正走着，巨响后，大轿被打破在大街上，而轿中女客和8个轿夫不知去向。更为奇怪的是，菜市口有个姓周的人，正同6个人说话，巨响后，头颅突然飞去，躯体倒地，而近旁的6个人却安然无恙。爆炸之时，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飘落于远处。石驸马大街有一尊1000斤重的大石狮子，几百人都推不动，居然被一卷而起，落在10里外的顺成门外，猪马牛羊、鸡鸭鹅狗更是纷纷被卷入云霄，又从天空落下。据说，长安街一带，纷纷从天上落下人头人脸来，德胜门外一带，落下的人的四肢更多。一场碎尸雨，一直下了两个多小时。木头、石头、人头、人臂以及缺胳臂断腿的人，无头无脸的人，还有各种家禽的尸体，从天而降，绝对骇人听闻。
出事之时，明熹宗皇帝朱由校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他发现大殿震荡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祸事，吓得不顾一切就逃。他跃出门外，急忙拼命向交泰殿狼狈奔去，内侍们惊得不知所措，只有一个贴身内侍紧忙跟着他跑。不料，刚到建极殿旁，天上忽然飞下鸳瓦，正巧砸在这个内侍的脑袋上，当即脑浆迸裂，倒地而亡。熹宗皇帝也顾不上他了，一口气跑到交泰殿，正好殿内墙角有一张大桌子，他连忙钻进去，才喘口气，躲过此劫。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灾变中死伤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衣裤鞋袜全都不知去向。《天变邸抄》记述：“所伤俱赤身，寸丝不挂，不知何故？”《日下旧闻》记有这么一件事，在元宏街有一乘女轿经过，只听一声震响，轿顶被掀去，女客全身衣服都被刮走，赤身裸体坐在轿中，竟没有伤及皮肉。他们的衣服哪里去了呢？据《国榷》记载：“震后，有人告，衣服俱飘至西山，挂于树梢，昌平县校场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饰、银钱俱有。户部张凤奎使长班往验，果然。”以上所述虽看上去荒诞不经，怪异迭出，但这些记述完全出自明朝很有声望的官员和史学家笔下，以及官方报纸《邸报》，其真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这次爆炸受害范围仅限于北京城西南角长三四里，周围十几里的一小块地方且灾害区的人全部赤裸，而衣服却飘荡到几十里外的山上。使得人们对引起这场灾害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认为是火药致灾。由于明末王恭厂是作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火药库。因此，自然很多人会认为，是王恭厂的火药爆炸引起了这场灾难。但是，这次奇灾相当于3万吨黑色火药爆炸的能量，而据史料记载，王恭厂内贮存的火药最多不超过几百吨，根本不足以形成将数里外紫禁城中“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庭院内“坑深数丈”这样大的破坏力。
有人认为是陨石坠落。此说根据当时出现了“飓风一道，内有火光”，“西安门一带皆霏落铁渣，如米者，移时方止”，以及呈方向性的冲击波、陨击坑等记载，认为这场灾变成因类似通古斯大爆炸，系陨石坠落造成。可是作为天文学很发达的我国，当时却无陨石的记载，直到现在爆炸现场也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陨石。
还有人认为是地震。古籍对当天的记载，确实肯定地提到了地震。突变前地声、火球很像地震的前兆，而整个突变过程都很像是地震。可是，地震说无法解释受害者被脱光了衣服的现象。
也有人认为是飓风成灾。这些学者解释说很可能在灾变发生的一瞬间，大气压几乎为零，而人体内的气压远远超过外界，于是，就出现了受害者皆赤体的现象。同时各种杂物随风飞升，被抛至远处。不过，爆炸中出现的地震、火球、地声现象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的。
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猜测分析。但究竟哪一种或是哪几种原因造成的这次惨绝人寰的大爆炸，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袁崇焕之死真是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死真是千古奇冤？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明万历中进士，从政之初，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朝后期，后金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袁崇焕深感其辱，于是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形势，回到北京后，袁崇焕自请守卫辽东。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袁崇焕守卫的宁远城时被炸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后被宦官弹劾，因而被撤职。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为了解除后金对明的边境压力，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区，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得知消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迫使后金军退回关外。后金军撤退后，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反而将袁崇焕逮捕下狱。《明史·袁崇焕传》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也有类似的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袁崇焕处死于西市。
当时，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据史书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由于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的大炮之下，而袁崇焕是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死，且“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因此有人认为袁崇焕的死是千古奇冤，袁崇焕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也有人认为，袁崇焕的死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自己。那么，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认为袁崇焕并不是冤死的人又有什么证据呢？
首先是错失良机。宁远大捷后，本是最好的反攻时机。当时努尔哈赤回到老家，曾哀叹若是此时明将率军进击，加上朝鲜、毛文龙部及周边军队，后金四面受敌，必会败得很惨。然而袁崇焕有识无胆，竟然白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让努尔哈赤得以缓过一口气来。历史上努尔哈赤便是在这个时候颁下数条法令：包括通商、释奴等等才使后金政权缓过劲来。
其次是擅杀毛文龙。毛文龙的皮岛基地对后金起的威胁作用是巨大的。当时，毛文龙军与关宁守军、朝鲜成三角之势，每次后金欲深入中原腹地，毛文龙便自后出兵袭扰后金腹地，令其不得不回师救援。努尔哈赤曾叹道：“有毛文龙在，某不得深入敌地，恐家中妇孺不宁也！”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袁崇焕借口毛文龙不听指挥，就地将他斩杀后。清军无所顾忌，所以才能长驱直入到北京城下。
再次，袁崇焕的人品也值得怀疑。有史料显示，袁崇焕对奸佞魏忠贤阿谀奉承、极尽谄媚。《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记载，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明熹宗实录》则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在受到崇祯皇帝的反对后，袁崇焕便邀后金军进攻，以胁迫崇祯议和。袁崇焕在蓟门先款待敌人，后来后金军半夜潜越入关，袁崇焕并不堵截，而是尾随殿后。徐石麒于弘光年间（1645年明南京福王称帝后的政权）所上的反对与清议和奏疏中就说袁崇焕是“阳主战”、“阴主款”，并且以杀边帅毛文龙为向敌人示好之信，认为杀毛文龙以示好后金的说法在《石匮书后集》中也有提及：“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真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而说后金军入寇乃袁崇焕招来的还有《崇祯实录》：“丁酉孙承宗入朝，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簿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
许多人认为袁崇焕被剐时北京市民的表现是明显的愚民反应，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以魏忠贤屈杀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时的残酷压迫形势下，仍多有市民为其鸣冤叫屈，同样被冤杀的大将熊廷弼也受到百姓歌颂赞扬，偏偏袁崇焕死时却被人生啖其肉，其中必有原因。
事实是历史上对袁崇焕评价最高的，不是别人，正是后金最高统帅努尔哈赤，是他一再对袁崇焕表示赞赏，康熙更是下令为其建祠供奉，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虽然，后世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根本目的解释为崇儒重道，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缓解满汉两族矛盾。但是，这样的解释怎么看都是牵强。如果按照清人所说，崇祯皇帝凌迟袁崇焕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但是，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这就杜绝了崇祯皇帝一时失察激愤误杀的可能。如此看来，崇祯皇帝中反间计凌迟袁崇焕的理由就显得生硬可疑，里面有了造假的成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真实目的，则是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袁崇焕是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崇焕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皇室的昏庸。
李自成百万大军竟瓦解于鼠疫
李自成百万大军竟瓦解于鼠疫
明朝末年，盛极一时的李自成起义军却在清军与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迅速失败，李自成也死于地主武装的袭击中。是什么原因导致李自成起义军的溃败呢？
有人认为是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军心涣散，军纪败坏，导致了他们的溃败。但是，李自成起义军能够迅速扩大，并且能得到百姓拥护的根本原因是其军纪严明，早在起义之初，他就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并且提出“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我母”，严肃军纪，并且下令“三年不征，一民不杀”。
大顺军在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目睹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自所难免，但一经发现违纪事件时，能秉公执法，迅速处理。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因此，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当然，李自成起义军的高层的确存在着腐化堕落的现象，但部队的战斗力大多由普通士兵决定，我们也很难说是高层的腐化导致全军的溃败。
是因为李自成起义军的军饷得不到保障，而军心不稳吗？李自成大军在北京通过肃贪追赃搞到了七千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朝的十年税收，这笔军饷足可支撑他庞大的军队。
既然不是军纪涣散导致的溃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号称百万雄兵，又有着雄厚财力保障的起义军在进京40天后突然间失去了战斗力——在清军的攻击下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仔细地研究历史，或许我们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清军和吴三桂，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叫做黑死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本病远在2000年前即有记载。世界上曾发生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大流行时波及我国。
按照大兴县志记载，李自成进京前，北京出现了大量死耗子，随后军民发病，高烧、四肢无力、脖子肿大，而且患病者十死七八。这是什么病？按现代医学对照病症一看，这原来是可怕的鼠疫，大头瘟或疙疽所描述的其实就是腺鼠疫的典型特征——淋巴肿大。鼠疫于崇祯十六年秋出现，十七年(1644年)春天，天气转暖，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自然爆发，鼠疫先“消灭”了崇祯的御林军，让李自成轻松进京。然后，鼠疫又感染了进入北京城的李自成大军，起义军自然战斗力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最可怕的是，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据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清军的虎狼之师。由于军人是集体生活，所以鼠疫流行对古代军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痛失江山并一蹶不振，“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无论是崇祯或是李自成都不可能了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都不知道自己的精锐部队已经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他们的失败不可避免。
也许有人会问，清军就不会被鼠疫传染吗？科学研究发现，鼠疫传播过程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传播中介—跳蚤。由跳蚤吸咬病鼠或病人的血后，跳蚤被鼠疫杆菌感染而发病。发病的跳蚤吸血困难而十分饥饿，病跳蚤因而不断叮咬人、鼠并反吐被鼠疫杆菌污染的血。导致更多人、鼠被感染鼠疫。但是，奇怪的是，跳蚤有一个奇怪的习性—它讨厌马的味道。我们在现代传染病研究的文献中可以发现鼠蚤的寄生对象没有马。所以骑兵很少会被传染。而清军八旗兵几乎全是骑兵。所以清兵能够在鼠疫流行中幸存，以饱满精神攻击对手。
翻看历史，精明能干的努尔哈赤不能战胜不大过问政事的万历皇帝灭掉明朝，而明显才干不高的顺治却能取代励精图治的崇祯与豪情万丈的李自成入主中原，仅仅因骑兵招跳蚤讨厌！真正令人拍案称奇！
明朝灭亡后崇祯子女跑哪去了？
明朝灭亡后崇祯子女跑哪去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率领农民起义军直捣北京。同年三月十六日包围北京，开始发动猛攻。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迫周皇后自杀，又手刃妃、嫔、公主后，到万岁山（今景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明朝就此灭亡。与此同时，让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明朝末代皇帝的子女们哪儿去了？
金庸先生曾在小说《鹿鼎记》中描绘了一位白衣侠女，纤尘不染，神功盖世浪迹江湖的尼姑形象。据说她乃是大明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但这毕竟是小说故事。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在皇宫中砍伤16岁的长平公主后，长平公主晕死在血泊中，长平公主后来被人发现，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5天后竟然苏醒过来。当她醒来的时候，北京城已经成了大顺天下。周奎不敢收留她，就把她交给了李自成，李闯王见公主居然死而复苏，感到很意外，于是将她交给刘宗敏救治。“大顺”只在北京城里待了两个月，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李自成没有来得及带上长平公主，就在清军的追击下败逃远去。
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向顺治帝及摄政王多尔衮上书要求出家为尼，但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不但不答应，在长平公主上书不久，顺治帝就下达诏命：让她与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完婚，并且同时赐予府邸、金银、车马、田地。但仅仅过了几个月，长平公主就病逝了，时为顺治三年，长平公主18岁。赐葬广安门外。
长平公主的下落有了结论，崇祯帝的儿子下落至今却还是个谜。
据《明史·诸王传》记载：崇祯帝的一生共生有7个儿子。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之时，皇太子朱慈16岁，皇三子定王朱慈炯14岁，皇四子慈只有10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崇祯帝其他的儿子都是早夭。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之日，崇祯帝为给大明保留一丝血脉。他让儿子们都换上平民的衣服，由太监护送逃出北京城。临死，他还写下遗诏，要求各地的官员协力辅佐太子，重振大明。
那么，崇祯帝的这些儿子们逃到哪里去了呢？
说法一：被清廷捕获杀害。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在李自成战败后，太子趁机逃脱，被吴三桂部下捕获，后来太子又逃到外舅周奎家，周奎担心私藏太子会惹来祸端，就将太子献给了清摄政王多尔衮，经过一番辨认，最终被害。这一观点依据《石匮书后集》中的《烈帝本纪》及《太子本纪》记载，《国寿录·崇祯太子》及《甲申传信录》等书中也有比较类似的记述。这些说法都认为太子最终被清廷抓获，然后遇害。
说法二：被吴三桂杀害。《明史纪事本末》中称，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后，太子慈与定王慈炯、永王慈一起被起义军所掳获。后来，李自成不敌战败，就与吴三桂议和，吴三桂提出以归还太子与二王并离开北京城为条件，换取停战。李自成同意了，就将太子等人交给了吴三桂。这样说来，太子就落入了吴三桂的手中。据此，有人提出，太子已经遇害。
说法三：跟随李自成败退，不知所终。崇祯儿子三人在北京陷落后，均未逃脱，一并为李自成军俘获。在对他们的处理上，李自成采纳李岩等人的建议，封明太子为宋王，永王和定王也改封他爵。后来，吴三桂在山海关反叛，李自成率军亲征时，身边还带着明太子及其兄弟，其用意自然是以此来堵住吴三桂效忠明廷之借口，并招降吴三桂。但此举并没有收到效果。李自成农民军与吴三桂交战受挫，决定离京西撤时，将他们三兄弟一起带走。从此太子便杳无音信，不知死活。这种说法是依据《明史纪事本末》、《明季遗闻》以及《明史》等，如《明史纪事本末》云：“京城被攻陷，李自成捕获太子，封为宋王。当李自成向西前进时，太子却不知所终。”《明季遗闻》的记述尤为具体：“李自成军受挫后，便狼狈回到京城，之后又向西行。有人说太子和二王也一同出行。”《明季遗闻》乃邹流绮父子所编辑，他们在甲申之变时都身临其境，且该书面世之时离事情发生之日不过十年左右，因此人们认为他俩所辑录的遗闻还是较为可靠的。
说法四：跟随李自成败退，后逃出做了和尚。有人认为在李自成军队败退北京的路上，刘宗敏受了重伤，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他们就找了个机会和他们以前的老师李士淳从闯王的军中逃了出来，后来到了李士淳的老家广东嘉应州阴那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建了一座寺庙叫做“圣寿寺”，大殿就取名叫“紫极殿”，处处都显示了寺中和尚的神秘出身。据说太子死后，庙里就开始供奉一尊“太子菩萨”的神位。这尊神位始终保留着，直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了，人们才知道原来供奉的这尊塑像就是明朝的逃亡太子。李士淳的后人也声称他们的先祖确实在乱军之中救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回自己的家乡，还一同出家做了和尚。
除了以上四种说法外《明季太略·太子一案》中则说，太子从李自成军队逃出后，被人带到皇姑寺藏了起来，又和太监高起一起潜逃到天津，然后像传言中的建文帝一样，出海南下，不知所终。《野史无文》则记载太子曾逃往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清兵攻陷南京后，他被人献出后被带往北方，不知所终。还有的说，明末清初兵荒马乱的，太子后来死于乱军之中。但这些说法均无证据证实。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清康熙时期有人借崇祯太子之名举行反清起义，牵连并死了很多人，结果也被证实是假的。崇祯的三个儿子到底流落何处，到今天仍是解不开的谜团。
明朝的后宫妃嫔是怎样选定的？
明朝的后宫妃嫔是怎样选定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帝王们为天下至尊，富有四海，为了保证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所有皇帝都希望自己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周代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在明代，皇后以下则有皇贵妃、贵妃、九嫔、才人、婕妤、美人、昭容、选侍、淑女等。其中淑女为最末等，初选入宫即为淑女。俗话说：“后宫佳丽三千。”如果仅仅计算皇帝的妻妾们，当然没有这么多，但如果加上可以随时为皇帝所驱使的宫女们，就远远不止三千这个数目了。据记载，明朝末年，内廷宫女多达9000人。这些宫女大多数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和自己近在咫尺的皇帝，她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杂役，直至老死宫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吸取了前朝外戚干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为小家碧玉，来自民间。据《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在后妃的遴选上，为防范朝中权臣与后宫勾结，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而且偏重于选择清贫之家的女子，试图以此辅佐皇帝去节俭勤政。后族爵位虽高，却基本没有实权。朱元璋还在宫内挂了一块红牌，上面镌刻着警戒妃嫔不能乱政的话。而明朝历代的皇帝也一向对此严加防范。
那么，明朝是怎样确定这些妃嫔的“最高领导人”—皇后呢？
明代选后妃的制度十分规范，逐级加以筛选淘汰。第一步是“海选”。每当皇帝到了大婚年龄时，皇宫都会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挑选年龄在13到16岁之间的少女，从中选出5000名由皇家支付路费，由父母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京城进行第二轮选拔。第二轮选拔时。宦官们选择一个较大场地，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按年龄大小排序，一番察看后，把那些过于高矮胖瘦的少女淘汰。这一轮大概会淘汰五分之一。在第二轮选拔的第二天进行第三轮选拔，宦官们采用第一天的列队方式，仔细察看每人的五官、头发、皮肤以及音色、仪态，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便被淘汰。这一轮又会淘汰剩余人数的一半。剩余的大约2000人会进行第四轮的精选。这一轮，太监们不仅会用尺子细量少女的手足，还会考察少女的步姿与风韵。这一步又会淘汰1000名少女。最终留下的1000名美女召入宫中继续参加选拔。而太监们的使命也至此打上了句号。
过了这四关的女子大概只有1000名，都成为了宫女，但是能否成为后妃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入宫后，宫中宫娥们将那些宫女分别引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察其贞洁”，身上不能有一丝疤痕，肌肤必须细腻光泽，这样，从这1000人中再选出300人为宫女头目。第五关是由皇帝派遣的宦官详细观察这300名留宫的美女一个月，依据她们的性情言语，判断是否性格温柔敦厚，是否具有智慧并且贤惠。据此，再筛掉250十人，剩下的50人便自动晋级为嫔妃。倒数第二轮是“选三”，就是由皇太后或太妃从50人中选出3个供皇帝钦定。最后由皇帝钦定一名皇后。一般“选三”后陪选的两名美女，都会被封为贵妃，但也有被赐予金银币退回家的。如明光宗当太子时选太子妃，刘氏与郭氏姐妹进入最后一轮角逐，郭氏老大被选为太子妃，其妹与刘大姑落选，赐给金币后返回家中。据载，这位刘氏自感身价百倍，回故里后不愿再嫁凡夫俗子，做了一辈子老处女。
明朝被选定的后妃们，大多数不仅要忍受寂寞的苦楚，还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现实——殉葬！皇帝一死，太监们便把那些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妃，赶到一间小偏殿，让她们自杀殉葬。据《明朝小史》卷三记载，朱元璋死后“伺寝宫人尽数殉葬”，为他伺寝的40余名妃嫔全部陪葬于孝陵。其后，成祖的长陵也有从殉妃嫔30余人，仁宗的献陵有7名妃嫔陪葬，宣宗的景陵则有10名宫人“殉节从葬”。妃嫔殉葬时，其状甚惨。明成祖死后，宫人殉葬者30余人，全部被逼上吊自杀。为明宣宗生殉的10位宫妃中，有一人名郭爱，进宫不到一月，可能连皇帝的面还没见过，却要为刚刚死去的皇帝殉葬，自知死期后，满怀愁苦的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就被迫做了殉葬人。
这些殉葬的妃嫔死后，下一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她们的亲戚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据《明史·后妃传》记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在明朝皇帝中，英宗朱祁镇并没有什么建树，反而一生都受制于人。他9岁登基，38岁去世，他经历了“土木之变”，被掳去做俘虏，后艰难归国复位。但是他在临终前，却下遗诏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这样，最终废止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明英宗的继任皇帝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唐伯虎为何点大他20岁的秋香？
唐伯虎为何点大他20岁的秋香？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江浙地区流传了500多年，说的是唐寅与文徵明和祝枝山都是吴中的才子，唐伯虎尤其能文擅画，气度潇洒，不拘小节。无锡望族华学士之夫人率婢仆乘画舫来吴中进香，正巧遇到应文徵明和祝枝山相邀来游虎丘的唐伯虎。这时，唐伯虎看见华府众人中有一位风姿明丽、秀逸绝尘的婢女。这引起了唐伯虎的追求之心。为此，唐伯虎不惜更换便装到华府应聘教书先生，取名华安，后与秋香终成眷属。
然而这只是传说故事，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不仅没有传说中的风流韵事，而且生活清贫，一生坎坷。他年轻时，妻子离世。唐伯虎27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唐伯虎受到科举舞弊案的牵连，吃了一连串冤枉官司，从此科举无门，功名路断。何氏见唐伯虎失去仕进希望，与唐伯虎日日争吵，唐伯虎一纸休书将何氏送回娘家。后来，唐伯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俩人情投意合，唐伯虎自此也潜心作画，在丹青上大有进展。唐寅31岁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闵、赣七省，贫困之下以卖画为生。唐寅擅画山水及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唐画”为后世画家所宗。传世作品有《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诗词散文有《六如居士全集》。
唐伯虎的后半生与桃花坞是密不可分的，明正德四年（1509年），唐伯虎在苏州城北建成桃花坞，他自称桃花坞主，曾写《桃花庵歌》描写自己的生活：“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唐伯虎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唐伯虎坎坷一生，晚年生活贫困凄苦，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