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伯虎坎坷的一生来看，他并没有叫做秋香的妻子，那么“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秋香又是何等人物？
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最早出现秋香的身影。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耳谈》中叙述的另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与唐伯虎点秋香一模一样的故事：“元，少年倜傥不羁，尝与客登虎丘，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笑而顾己，悦之。令人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佣书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师大惊，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惟汝所择。’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贵公子，何自贱若此？’曰：‘汝昔笑顾我，不能忘情耳！’”这个故事到了明末冯梦龙手上，就变成了《警世通言》中《唐解元一笑姻缘》。而在戏曲中出现唐伯虎的故事的，最早有明末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杂剧。乾隆、嘉庆以后，苏州评弹艺人口中常唱的弹词有《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间开始流传弹词唱本《九美图》，开始有了唐伯虎娶九个貌美如花的老婆的说法。
唐伯虎虽然并未娶秋香为妻，但与其同时代，的确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不过这个秋香并非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据记载，这个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吴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堕入青楼，从良嫁人后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在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题诗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秋香与唐伯虎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据考证，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唐伯虎16岁出道时，很难与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产生感情。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看来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了。
秋香确有其人，华太师也在历史上出现过，不过据《明史》记载，华太师其实比唐伯虎小27岁。他原名华察，字子潜，号鸿山，明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当时才30岁。华鸿山后任兵部郎中，入为翰林院修撰，曾奉命出使朝鲜，赐一品服。和《三笑》中描述的情况恰恰相反，华鸿山平时的生活很俭朴，饮食非常简单，家中也没有侍婢，他年老归隐时，“家本素丰，林园甲江表，而食不三豆，室内无侍媵，文词清削”。而且华鸿山的两个儿子也不是弱智，据《西神客话》载，其子“少有隽才，甫冠即登科第”。
由此可以看出，“唐伯虎点秋香”原本是“陈公子点秋香”，由于“陈公子点秋香”的原型陈元超，也是明代苏州人，与唐伯虎同为才子，明末的冯梦龙把两人的身份搞错了。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根据历史材料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它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众多在梁山泊聚义的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丰富生动。但是这样一部传世奇书，却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第一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些文人笔记。例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等等都有这样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编次”，可解释为“编辑”。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施耐庵一个人所撰。这主要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现在这一说法占主流地位。
第四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假托的人名。如中国近代的文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当时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作者不敢署名，而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些书商就在刊印时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编撰却被隐去了。
那么，在这四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我们先来看施耐庵和罗贯中的生平。关于施耐庵，有些人认为并无其人，是别人托名；有人认为是杭州人施惠；有人认为是兴化人施彦端。各有各的理由，但又不能令人信服。不过有一点，就是在《靖康稗史》一书上署名编著和作序者的是耐庵。学术界认为，这个耐庵就是施耐庵。也就是说，施耐庵编写了一部《靖康稗史》，而且这一部书在当时很有名气，很受欢迎，施耐庵也就成了很有名气的稗史即小说作家。
关于罗贯中，《水浒传》最早本子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辑”。罗贯中的生平事迹虽不十分清楚，但有几部作品却已被学术界认可是他编写的，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剧本《风云会》。由此可以看出，罗贯中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
既然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有名的小说家，这也为他们合作编写，或者是独立写作《水浒传》这样一部名著提供了可能。
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年间，第三种说法，首见于万历时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比第三种说法可靠。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因此，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在清代，也有人认为施耐庵写了前七十回，罗贯中写了后五十回。但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流行之后，才有这种说法，因此不足信。
至于第四种说法，只是说《水浒传》可能不是罗贯中或施耐庵中的一个人或他们合作写作的。并不能否定他们写作的可能性。其实，水浒故事，早有流传，元杂剧里便有《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本子，人物刻画已经很生动。大约罗贯中也曾著过《水浒传》，而施耐庵是《水浒传》这一书目的集大成者吧。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潘金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潘金莲的成名缘于《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描写。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潘金莲这个人吗?
要探究这个问题，首先应从她第一次出场的地方—《水浒传》开始查起。《水浒传》是作者在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呢？《水浒传》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年)，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由此可见此书的创作是根据史实的不断加工演变，而且掺杂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有大量的情节是作者的想象创作，除了全书的基本故事梗概是依据史实，其余单个人物的经历，基本上是作者根据生活经验和想象对人物形象丰满化的加工。所以，对于潘金莲这个配角，作者完全可以为了突出武松这个重要人物，而凭空创作出来。
从作者这一方面说完后，那再看看作品本身。潘金莲与武松这个主要人物有关系，那武松存在吗？《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都记载了北宋时杭州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上述史籍中，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人称蔡为“蔡虎”。武松对这个奸臣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厅前，候蔡前呼后拥而来之际，箭一般冲上前去，向蔡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武松与《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可谓大相径庭。历史上武松的侠义切合了作者创作人物的主旨，但是他的事迹并不符合作者创作的背景，所以作者对武松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景阳冈打虎到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是创作出来的而非历史的真实呈现，那么烘托武松这个人物的潘金莲也是作者加上去的。
上文提到了在《水浒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其实民间传说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只不过是加上了后人的想象和再创作，所以是有源可寻的。《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自幼为奴，后被“赏”或“卖”给矮小丑陋的武大郎为妻。这个婚姻根本没有丝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体系的束缚下，潘金莲别无选择，只好忍受。那已经是一个不幸。如果她终生没有遇见第二个男人，守在武大郎的炊屋里，枯萎凋零而终，全如中国世世代代无数平凡女性那样，那仍然是压抑人性的一个巨大悲剧。如果因此中国人民就送给潘金莲一顶道德桂冠，装饰得再美丽，也掩饰不住其下面毁灭青春扼杀人性的罪恶。可是生活终于没有让潘金莲沿着这个悲剧走下去，却转向了另一个悲剧。潘金莲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毕竟年轻美貌，无论怎样压抑，她毕竟需要感情生活，需要性的慰藉。这一切，武大郎都不能给予她。这种情况下，与武二郎的相见，便使潘金莲感情生活的意识觉醒了，而且如久枯干柴遇火，一发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体系的罗网里，离婚不可能，要被视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许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妇女走过的道路：偷情。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莲，不愿与之偷情。于是潘金莲便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于是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西门大官人来捡便宜了，以买卖感情和肉体为业的王婆得以入手了。潘金莲为了挣脱与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剧，堕入另一个更深重的悲剧，把被玩弄当作了爱情。于是潘金莲就成了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品。从这一大段的描述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潘金莲是在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虽然她的挑战是在她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形下发生的，但是这也是一种突破，其实这与作者作品的反封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另外，作者在创作潘金莲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思考。
所以综合上述各个原因，潘金莲这个人物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原型可寻，她之所以形象那么鲜明，因为她是作者为了创作的需要，从许多生活原型中提炼糅合并且在符合作者作品要求的前提下创作出来的。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很多读者通过金庸的作品了解到张三丰其人，对他出神入化的武当神功以及仙风道骨和高尚德行，钦佩不已。历史上确实有张三丰这个人，而且可能有三个张三丰，宋朝的张三丰，元朝的张三丰，明朝的张三丰。
宋朝的张三丰，又名张三峰，大概生活在北宋末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王征南生平时间为1617～1669年）说，内家拳“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黄宗羲儿子黄百家，也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跟王征南学过内家拳，在他写的《王征南先生传》中说：“盖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王征南是黄宗羲的朋友，是黄百家的师父，黄氏父子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关于宋朝张三丰的记载应该是有依据的而且相当认真的。雍正年间，宁波知府曹秉仁纂修的《宁波府志·张松溪传》中说：“张松溪，鄞人，善搏……其法自言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这里张松溪自己说他的武功来源于宋朝的张三丰。清光绪六年，即1880年，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的外甥李亦在《太极拳小序》开宗明义地说：“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
元朝的张三丰，本名张阳，字三风，中岳武当山道士，中岳慈云寺佛徒，创张阳拳和二路通臂拳。然而元朝的张三丰似乎很难确定，《明史·方伎列传》记载：“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刘秉忠（1216～1274年）是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建筑设计家。刘秉忠现存作品较多，但是没有提到“张三丰”这个人。《名山藏》也说：张三丰曾与刘秉忠、冷谦同师元初著名的海云禅师。清人李西月编写的《张三丰全集·芦汀夜话》里，张三丰自称生于蒙古定宗三年（1248年），曾任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做全真道士，在终南山遇到火龙真人，得到真诀。最后在武当山修炼多年。
那么明朝的张三丰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明朝的张三丰是一名被神化的人物，据说有时候三五天吃一顿饭，有时候两三个月才吃一次饭。精神好的时候穿山走石，累了的时候铺云卧雪。有时一日走千里，“人皆异之，咸以为神仙中人”。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对道教的控制，派遣一些道士出使全国各地道观，特意叮嘱使者：“有张玄玄，可请来。”但始终没有找到张三丰。
明成祖朱棣信仰神怪之说，奉祀武当玄帝，而张三丰是武当山最有名的道士，也祟尚玄帝。因此，朱棣想把在民间影响很大的张三丰“延请诣朝”，一方面可以粉饰太平，收买民心；另一方面也可获得仙药，延年益寿。
张三丰的弟子众多，散布各地。明人任自垣的《太岳太和志·张全一传》记载，张三丰在武当山的弟子，有道士丘玄清、卢秋云、刘古泉、杨善澄、周真德五人，各奉师命住一地。《张三丰全集·道派》，张三丰的弟子还有秦淮富翁沈万三及其婿余十舍，以及曾助朱元璋军粮的富翁陆德厚。另外淮安人王宗道，也从张三丰学道，永乐三年命寻访张三丰而不遇，封为“圆德真人”。明武宗时候的李性之，说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入武当山遇张三丰而得诀，算起来，其时张三丰已二百五六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北京白云观抄《诸真宗派总簿》列出奉张三丰为祖师的道派，有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日新派、蓬莱派、檀塔派等17支。清朝道咸年间，四川乐山人李西月所立内丹西派，继承张三丰，并称张三丰一系为“隐仙派”，编排了从老子、文始真人尹喜至张三丰的传法谱系。这一谱系虽不尽可靠，但突出隐遁为该派独特宗风，也确实反映出了张三丰的人格特点：一种类同于中国历代隐士风骨的“隐仙”风范，这种隐仙精神，和那些包括当时腰金衣紫的正一道士在内的达官贵人，趋炎附势之徒相比，张三丰是多么难能可贵，从当时主流传统来说，张三丰的人格颇符合儒家那种不慕富贵的精神。
张三丰是三个，还是两个，或许只有一个，这个问题似乎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三丰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历史人物。
大英帝国向明王朝赔款之谜
大英帝国向明王朝赔款之谜
1840年，英国侵略者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国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腐朽的清王朝战败而结束，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不仅要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还规定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拥有一系列的特权。这次战争，使西方列强发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为了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权益，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在中国肆无忌惮，多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一步步丧尽。
这段历史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当我们翻看历史时，竟然发现，在鸦片战争爆发200年前的1636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竟然也曾向当时的明政府赔过款……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继位之后，英国国内印行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及地理发现的文章，其中东方中国的富庶，便成了当时欧洲冒险家们东来“寻宝”的动力。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伊丽莎白曾派亲信携她写给中国万历皇帝的信函，前往中国。但却被控制外商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发现，致使此次遣使流产。
1588年，英国全歼西班牙海上“无敌舰队”，其后又击败荷兰舰队，夺得海上霸权后，决定再次遣使来华。这次使团由三艘船组成船队，但一艘在好望角附近覆没了，另外两艘在东驶时，遇上了葡萄牙船队，双方激战18天，幸存者集中到一艘大船上继续东进，船驶到布通岛时触礁覆没，仅存的四人便携女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逃到波多黎各，不幸又为西班牙人所俘，后遭枪杀。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死后，英国历史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王朝的第一代国君詹姆士一世屡屡接到商人赴华贸易的请求后，决定派使臣到中国，向中国皇帝提出建立贸易联系的请求。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詹姆士一世修书两封致中国万历皇帝，派商人尼古拉·道通为代表，持信往中国。尼古拉·道通原定先经过万丹、日本，寻找在那里的中国人陪同，之后将两封国书呈送给中国皇帝。尼古拉·道通抵万丹后遇到不少中国商人，“但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陪同呈递这两封国书，因为这样做，根据明政府海禁国令，他们有被处死的危险”。标志着英国第三次遣使来华的两封英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在万丹搁置四年之久，最后竟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使臣来华之事，亦告息鼓。
经过这三次失败的贸易探索之后，英国人决定不必经过中国皇帝的允许，直接参与对华贸易，1635年(明崇祯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现为印度的一个邦）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葡萄牙人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于是英王查理一世依靠有经验的商人威廉·科尔亭，组建了一个直接赴华贸易的私人“科尔亭商业公司”。英王本人加入了一万英镑作为股份，并从东印度公司聘请了一位善于远航的船长约翰·威德尔为兵船商队指挥官，在中国有权代表英王行使权力。查理一世在给威德尔的委任状中提到“国王授予你的不仅仅是许可证或下达命令，而且给了你权力……到中国海岸及日本，在这些地方进行贸易。”1636年4月，威德尔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船队于1637年6月27日，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在此贸易的荷兰人对英国商船的到来十分不满，因为这时澳门与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线已被荷兰舰队所阻截，航行十分困难，澳门葡人只能维持长崎和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而且同长崎的贸易也因日本颁布锁国令而被迫停止，这样就只剩下马尼拉一处仍然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贸易额每年仍达白银100万两。如果英国人也来到澳门做生意，那么，葡萄牙人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势必会被打破，葡萄牙人的利益将会受到很大损失。因此，澳门葡人拒不执行果阿总督的指示，不允许英国人分享澳门的贸易特权。由于当时英国人无法靠岸与中国官员交流，于是葡萄牙人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将他们说成是前来捣乱的荷兰人，应予驱逐。葡萄牙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在葡萄牙人的干扰下，威德尔见英国在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停泊，虎门炮台守军见不明舰船停泊，便鸣炮示警。据中国史料记载说，“船入虎门时，遂受守将之炮击，威德尔立即回炮，血战数时，炮台失陷”，英国人攻上炮台后，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广州当局派葡人诺雷蒂交涉，威德尔才把大炮归还，同时派出两名商人带购货之用的西班牙银币22000里尔，以及2小箱日本银币随同诺雷蒂前往广州。
但此时，英船却不顾守军的一再警告，继续深入广州内河，广东海防当局见警告无效，于是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并不停地发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仓皇逃走。威德尔对侵犯内河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变本加厉。19日，威德尔率属下在虎门地区纵火烧毁了3艘中国帆船，焚毁一个市镇，抢夺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大帆船一艘。
由于英国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开贸易通道，而在虎门犯下的滔天罪行，使英国人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再加上明军加强了防守，英国舰队只得驶回澳门，请求葡人出面调停。1637年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并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程回国，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
末日大清——
封建帝国落日余晖
孝庄的陵墓并没有像其他葬于清东陵的皇帝、后妃们一样葬在风水墙的内侧，而是被葬在了风水墙的外边。孝庄为什么不肯葬回皇太极的身边，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
雍正帝在位时间不长，但却在继位和死因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两大疑案。也许这些疑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后人的种种传言才给它披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罢了。
作为一个凡人来说，慈禧也有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与平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慈禧太后的生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呢，尤其是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老佛爷，她的私生活有什么秘密呢？
顺治出家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吗？
顺治出家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吗？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享年24岁。但是，按民间的传说与野史的记载，顺治并没有于24岁时死于天花，而是以死为名，逃离尘世，去山西五台山做了和尚，而且一直活到康熙五十年，74岁时圆寂。那么这是历史事实吗？
关于顺治出家的原因，《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记载说顺治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悲痛不已，后梦见董小宛在五台山，于是选择五台山修行。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山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种说法并不可靠。董小宛确有其人，但她的丈夫是曾名噪一时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董死后，冒以董生前居住的房间为名，写下了一篇《影梅庵忆语》的文章，记述了他为董赎身，与董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董生病而死的详细过程。与冒辟疆同时的一些名士也有与冒相同的记载。根据冒的记述，董小宛生于1624年，而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则生于1638年，董小宛应当比顺治大14岁，且董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去世，其时顺治才13岁，按清宫的规矩，还没到大婚的年龄。所以，董小宛并不是顺治的爱妃。以此为据的顺治出家之说显然不能成立。
顺治热恋过一位董鄂妃，但董鄂妃并不是董小宛，而是顺治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子，董鄂妃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先他而亡。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说她“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又说她“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那么，顺治是不是因为董鄂妃的去世而出家了呢？
实际上，吴伟业所说的“千里草”也可以解释成董鄂妃的董字。《清凉山赞佛诗》记载“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从官进哀诔，黄纸钞名入……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游清凉山……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这“天降白玉棺”五个字，很值得特别注意。事实是：顺治的确有出家的意思，而且剃了头，但是未曾能够真的当了和尚，便死于天花。
在清朝的档案中，也有关于顺治之死的记载，《清世祖实录》第144卷记录了他死前一周内的活动情况：“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清代皇室的家谱《玉牒》，对顺治的死，也有与《实录》完全相同的记载。皇帝葬礼有很复杂的程式，其中每一步程序的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制，都要形成文字记录，也就是档案。顺治从病重、去世、遗体安放、继任皇帝和百官不止一次地致祭、神位奉入乾清宫、择吉日再奉入太庙、遗体火化、宝宫奉安、地宫下葬，官方档案中都有时间、地点、仪式、人员等记录。与顺治生前过往甚密的和尚们也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做了纪实的回忆。两相印证，内容完全一致。如果顺治假病逝，而真出家，与天下臣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官方与民间的记载均系遵从顺治的嘱托而造假，那绝不可能完美到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档案与文献不含一丝瑕疵。
传说中的顺治出家，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据《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住持玉林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也许，历史事实是董鄂妃的死，对顺治造成极大的刺激，悲痛欲绝的他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一心要遁入空门，寻求解脱。但正在此时，天花却不幸降临到他身上，还没有出家的他在天花病毒的侵扰下一命呜呼。而“顺治出家”不过是民间为这对青年皇帝与爱妃之间凄美的爱情悲剧，而选择的一个慑动人心的美丽结局。
李自成把吴三桂推向多尔衮怀抱？
李自成把吴三桂推向多尔衮怀抱？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讲的是明末清初苏州名妓陈圆圆，母亲早亡，从姨父姓陈。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时称“江南八艳”之一。崇祯时外戚周奎欲给皇帝寻求美女，以解上忧，后来田畹将陈圆圆献给崇祯。其时战乱频仍，崇祯无心逸乐。陈圆圆又回到田府，后被吴三桂纳为妾。相传李自成攻破北京，手下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三桂遂引清军入关。诗人吴梅村为她作《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今人普遍认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时已经投降了清朝。但也有一些人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北方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有三支，分别是李自成农民军、清王朝和吴三桂明军，其中吴三桂的力量最弱，而且吴三桂所率明军被夹在中间，因此吴三桂要么联合农民军抵抗清军，要么联合清军镇压农民军，由于吴三桂的父亲被农民军关进大牢、爱妾被农民军的将领刘宗敏霸占，为报此仇，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了清朝。而且以下几点也可以作为佐证。
首先，在李自成起义军攻进北京城之前，吴三桂坚持抗清。明天启末年吴三桂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1641年松锦之战后，明朝在辽东的将士损失殆尽，洪承畴、祖大寿被迫投降，骁将曹变蛟被杀，只剩下吴三桂一支军队在山海关一线英勇抵抗清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吴三桂克服困难，重新组织起一支接近万人的边防劲旅。承担起防守山海关，抵抗清军的重任。为了打开山海关这道屏障，清廷曾多次派祖大寿和洪承畴等人招降吴三桂。但是吴三桂始终不为所动，坚持抗清。
其次，吴三桂的一系列书信也反映他只是求援而并没有投降。为陈圆圆之事吴三桂与农民军决裂之后，吴三桂就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在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信中，吴三桂以大明国平西伯自称，他提出：“我国与大清通好二百余年，今我无故而遭国难，大清理应助之。”“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机，诚难再得之时，念之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吾朝酬报大清相助，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可以看出，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多尔衮也说：“你们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领兵前来成全这一美事。先帝（崇祯）时事，在今日不必说，也不忍心说。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粮，定以军法处死。你们可以通告大小官员百姓，勿须惊慌。”
吴三桂还提出了多尔衮率兵入关的条件和报答，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清兵入北京，但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如果多尔衮不同意，那么他只有自己拼死一战。山海关战后，吴三桂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他提出“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又“传帖至今，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老谋深算的多尔衮担心吴三桂入城后拥立新君万民归附，自己则成了客人，于是“命其西行追贼”。吴三桂因其势力太弱，不敢与多尔衮决裂，只得听从了多尔衮。后来，吴三桂对清朝的反叛似乎也可证明吴三桂未降。
但是，也有人认为清兵入关之时，已经以对待降将的态度来对待吴三桂，而且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吴三桂虽然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却拒绝了南明政权的拉拢。《明季稗史汇编》记录：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吴三桂说“时势如此，我何敢受赐，唯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之后的几个南明政权统治者也都拉拢过吴三桂，可是他始终没有表态。相反，顺治十四年（1657年）12月，吴三桂被清廷任命为“平西大将军”，出兵贵州征讨李定国拥戴的桂王政权。桂王政权由于不敌清军而节节败退至昆明。当时南明政权内部派系林立，永历帝无力解决残明势力与李定国等大西军的矛盾，更无力消除大西军内部的争斗，被吴三桂的数十万大军逼逃至缅甸境内。吴三桂陈兵缅甸边境，威逼缅王交出永历帝，带回昆明。永历帝父子被押回昆明后，关在篦子坡头金禅寺内，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吴三桂为断绝后患，断绝尚有兵力的李定国以永历帝为号召来反清，与他对抗，在金禅寺里用弓弦勒死永历帝父子。至此，朱明王朝彻底灭亡。
可以看出，不管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基于何种考虑，在清廷取得了北京政权后，吴三桂倒向清廷的怀抱是不争的事实，而前明政权这个幌子也已经被他彻底扔掉了。
孝庄反常葬制隐藏的巨大政治玄机
孝庄反常葬制隐藏的巨大政治玄机
孝庄皇后姓博尔济吉特，名布木布泰，1613年出生于蒙古科尔沁贵族世家，是“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13岁那年，嫁给了后金国的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称帝后，她被封为庄妃。顺治、康熙时，她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1688年病逝，享年75岁。后人称为孝庄皇后。孝庄临死之前，曾经叮嘱康熙说：“太宗的山陵奉安已久了，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吧。”后来康熙遵照太皇太后的懿旨，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拆迁移建到孝陵附近的昌瑞山下，改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就这样一停就是38年。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康熙的儿子雍正继位之后，才正式建陵安葬。谥为孝庄文皇后，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但是，奇怪的是孝庄的陵墓并没有像其他葬于清东陵的皇帝、后妃们一样葬在风水墙的内侧，而是被葬在了风水墙的外边。孝庄为什么不肯葬回皇太极的身边，孝庄的陵墓又为什么被葬在风水墙的外边呢？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
这种奇怪的葬制，也为诸多早就流传于世的有关孝庄的传言提供了依据。其中，流传最广，至今仍为史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就是：孝庄曾经下嫁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之说。他们认为，孝庄太后之所以不愿意回关外与皇太极合葬就是因为曾经下嫁多尔衮，无颜相见于地下。还说，这次婚礼大典是由礼部等衙门操办，极为隆重，中外文武百官都上表祝贺。持这一说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个依据：一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多尔衮在入关之后权势极大，击败大顺，攻下南明，几乎是多尔衮一手打下了大清的万里江山。而且清朝入关初年的各种典章制度也是出于多尔衮之手。当时他总揽朝纲，控制军队。虽然不是皇帝但实际上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孝庄和顺治为了稳住这位摄政王，先后加封其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进而孝庄又不惜下嫁给多尔衮，顺治称其为“皇父摄政王”。其二，根据满族的风俗，兄终弟娶其嫂是合乎礼仪的。因此孝庄下嫁多尔衮从满族的角度讲也没有什么说不通的。其三，人们认为，后来顺治之所以加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就是因为母亲下嫁给他，这样叫更合乎情理。他们的再一个证据就是南明遗民张煌言的一首叫《建夷宫词》的诗，诗中言：“上寿殇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里面明确地说出了太后下嫁之事。张煌言是当时代的人，他的诗应该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此外，还有人说，曾经在内阁大库档案中见过，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由于上面的几条证据，这一派学者认为太后下嫁多尔衮应该是历史上的铁案，毋庸怀疑。
但是，持反对意见的史学家们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满族历史上确实有“收继婚”这种说法。也就是说，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他的后母（生母不可以娶）为妻；兄死后，弟弟可以娶他的嫂子为妻。他们认为孝庄与多尔衮成亲虽然合乎满族的风俗，但这并不见得他们就会按照这个风俗来做。孝庄与多尔衮从早年就相互倾慕也是没有史学依据的野史传说。孝庄是两朝皇太后，曾经担负过辅佐两代君主的重任，如果孝庄曾下嫁多尔衮，她就变成了王妃，也不会再有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张煌言是前明遗臣，他写诗的时候还进行着抗清的斗争，他故意以此来诋毁清朝君王也说不定。张煌言当时身在江南，根本不可能详细地知晓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而且诗词本身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有夸大和歪曲的可能，也不能直接拿来做历史证据。我们在当时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再婚是公开的，清朝政府也会给朝鲜颁布诏书。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都会有几批朝鲜使节到北京进贡，他们肯定也会听说这件事。同时在古代中国皇上称有功的大臣为父并不奇怪，古代就已经有过称大臣为尚父、仲父的先例，这里顺治加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也没有什么奇怪。而且，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开始有人告发他生前曾谋篡帝位，刚刚亲政的顺治皇帝马上下令将多尔衮削去爵位，撤出宗庙，开除宗室名分，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平毁陵墓。如果孝庄真的曾经下嫁多尔衮一定会反对顺治的这个决定，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誉。再一个是，前面学者所说的有关孝庄下嫁多尔衮的诏书，别人谁也没见过，只是一个已经丢失的孤证，也没有办法完全地证明历史的事实。因此，他们认为孝庄下嫁多尔衮之事纯属野史小说中的传言。根本不是历史的事实。
总的说来，“太后下嫁”的疑案，300多年来，各种说法均有，难有定论。历史学家大都对这一问题采取存疑的办法，至于各种影视文学作品的各种解说，都是根据历史演绎出来的戏说之辞，不能当作历史事实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