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玄烨，享年68周岁，据不完全统计，共生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其中长大成人，封有爵位的儿子12人，长到16虚岁以上的女儿8人，子女早夭的比例为51%。
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第四位皇帝雍正帝胤，享年56周岁，自称“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声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据《清史稿》记载，他娶有后妃7人，共生了10个儿子、4个女儿。
第五位皇帝乾隆帝弘历，享年87周岁，生前册立的后、妃、嫔共31位，生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
第六位皇帝嘉庆帝琰，享年59周岁，共有后、妃、嫔14位，但只生了5个儿子、9个女儿。其中，长子只活了三个来月，未取名就死去；7个女儿未成年早殇，出嫁的皇三女和皇四女也很短命，分别于31岁和28岁时死去。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57%。
第七位皇帝道光帝宁，享年67周岁，有名分的后妃20位，共生了9个儿子、10个女儿，第二、三子婴儿时就死了，10个女儿中只有5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仅活到34虚岁，其他4位20出头都相继夭折，子女早夭比例高达37%。而且，论医疗条件，道光时代要比皇太极时代好得多，皇太极常带着妻子和儿女浴血征战，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根本谈不上优越的生育条件和医疗保健；道光帝宁时，后妃的生育保健与儿女的医疗条件绝对天下一流，但与先祖皇太极相比，所生子女数量要少得多，子女早夭比例则要高得多。
第八位皇帝咸丰帝奕，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19人，却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出生不久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20虚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同治皇帝载淳19周岁死去，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他死亡年龄太早，没留下子嗣尚可理解，但光绪娶有一位皇后、两名妃子，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却未生育儿女，就难以交代了。
光绪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隆裕皇后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对她虽没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行夫妻之事。光绪帝的绝后可能与生理、心理都有一定的关系。光绪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下，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心理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受近亲婚配和祖辈乱伦婚配的影响，身体很差，头痛、痨症、脊骨痛等多种疾病缠身。尤其是长期所患的遗精病，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
封建时代，皇帝绝后不仅是皇族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常常因此引发政治灾难，也使得曾创造无数辉煌的大清王朝终于在洋人的炮火下走向灭亡。
北京公主坟里埋的是哪位公主？
北京公主坟里埋的是哪位公主？
北京人乃至到过北京的人，大都知道在北京长安街延长线复兴路与西三环交汇处有个名叫公主坟的地方。其实，数百年来，北京地区埋葬历代公主数以百计，形成公主坟村的何止数十。但因年代久远，大多数公主坟地早已湮灭无痕，就是公主坟村，也所剩无几了，那么，这处公主坟埋葬的是否真是公主，又是清朝哪位公主呢？围绕这个疑问，引起了众多猜测和评说。
一种流传广泛的观点认为公主坟里埋葬的是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孔四贞，孔四贞并不是满族正宗公主，孔四贞被赐封为公主跟她战功显赫的父亲有关。孔四贞的父亲孔有德原是明朝将领，在清军入关前就已经投降清廷。他率领清军从长城打到长江，从华北平原攻到云贵高原，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元年，攻南京，取江阴；顺治五年，战贵州，征广西，抓获明朝宗室荣王。顺治六年，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在广西桂林与李定国所部征战，战败自尽。其女孔四贞辗转回到北京。顺治十一年，孔有德的灵柩自广西经北京运往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安葬。顺治帝不但将孔有德安葬在京城，还以“定南武状王孔有德建功颇多，以身殉难，特赐其女食禄，视和硕格格”。由此，孔四贞这位汉家女成了清朝的公主。
为笼络人心，孝庄皇后把她留在宫中并册封为和硕公主。孔四贞生来聪颖，尤爱习武，被培养成为一代女杰。长大后嫁给内大臣孙延龄为妻，并随他至广西节制军务。吴三桂反清后，孙延龄降吴一道反清。孔四贞毅然与孙延龄断绝关系，参加平定三藩之乱，得胜回朝后孔四贞被册封为独一无二的女王。孔四贞死于康熙五十二年。为表彰孔四贞父女对清朝的忠诚，朝廷厚葬了孝庄的义女。从此，就有了“公主坟”。
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但是在1965年北京进行城市建设时，得到了否定。当年，北京修建一号地铁时，这处“公主坟”墓园是必经之地。经文物部门挖掘考证，该墓埋葬的并不是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孔四贞，而是清代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即嘉庆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与四女儿庄静固伦公主。也就是说，位于北京长安街延长线复兴路与西三环交汇处的这处最有名的北京公主坟里葬的就是清朝真公主。
由于清政权建立者是满族，清朝的公主名称也与汉族不同。清朝前身“后金”初年，国君（即“大汗”）、贝勒的女儿（有时也包括一般未嫁之妇女）均称“格格”，无定制。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1636年）开始仿效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固伦”满语意为天下、国家、尊贵、高雅；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和硕”，满语，意为一方。“格格”遂专指王公贵胄之女。
考古学者发现，公主坟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庄敬和硕公主，嘉庆帝第三女，母嘉亲王侧妃刘佳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嫁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索特纳木多布济，受封庄敬和硕公主。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十二日去世，年31岁。她没有为丈夫生下儿女，过继了一个养子，就是后来著名的一代豪杰僧格林沁亲王。
西边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庄静固伦公主，为嘉庆第四女，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所生，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月九日。嘉庆七年（1802年）封为庄静固伦公主，她于嘉庆七年（1802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五月卒，年28岁。两位公主均死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前后相距仅两个月，因此葬在了一起。据《文史资料选辑》、《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载，经文物部门考古挖掘发现，该墓虽被人盗过，但墓穴内仍存有蒙古刀、兵器、珠宝、丝绸、怀表(清代中期才有怀表产品)等。历史文物证实，这里埋葬的正是庄敬与庄静两位真公主，而不是赐封的汉族公主孔四贞。
至于孔四贞的墓地到底在哪里呢？这仍是个谜。如今，公主坟早已没有坟墓，到处都是现代都市的气息，叫卖声、汽车声、建筑声压倒一切。这里的名字属于历史，或许这也是老北京尊重过去，保留文化底蕴的独特形式吧！
光绪帝为何比慈禧早一天死去？
光绪帝为何比慈禧早一天死去？
光绪皇帝载生于1871年8月14日，卒于1908年11月14日，在位34年，享年38岁。载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内侄。登基时只有4岁，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16岁时亲政。亲政期间内试图改革，任用康有为变法维新，最终不敌守旧派及其后台慈禧太后，被软禁瀛台，整整过了10年的幽禁生活。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皇帝驾崩。就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只相差20小时），他的母后及政敌、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74岁的慈禧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
有人认为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在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以及徐珂编写的《清稗类钞》中就是持这种观点。光绪皇帝从小就在慈禧的淫威下长大。光绪长大之后，也没有什么自由，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实际上朝政都把持在慈禧太后的手中，自己根本不能做主。百日维新又使得他与慈禧的关系更加恶化。以至于自己被软禁起来。慈禧在临死之前，自知自己将要不行了，害怕光绪帝在她死后会重掌朝政。于是，便下诏安排好嗣君后，派人将光绪帝害死。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害死光绪皇帝的是李莲英而不是慈禧。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掌权，对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则认为是袁世凯毒死光绪。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帝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又说：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了毒，将光绪毒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光绪皇帝并不是被谋杀的，而有可能是死于遗精过度。学者们通过分析档案馆所藏的清宫脉案中光绪皇帝的病案，发现光绪皇帝自幼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身体素质甚差。光绪帝自己所写的“病原”中也说：“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其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腰腿肩背沉……此病亦有十二三年矣”。光绪帝成年以后，依然是经常的生病，据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的“脉案”记载：“皇上脉息左寸关沉弦稍数，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面色青黄而滞，左鼻孔内肿痛渐消，干燥稍减，时或涕见黑丝……进膳不香，消化不快，精神欠佳，肢体倦怠……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啬不利等症。本由禀赋虚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及肺金，木燥风生而动胃火使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看来光绪皇帝的病并非是一日所得，而是从小就留下了病根子，并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据曾经为光绪皇帝看过病的江苏名医杜钟骏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由此可见，其实医生们料定光绪的病早已是不治之症。并非是野史上所说的光绪帝平时没有得病的迹象，突然暴死。按照脉案的记载，光绪皇帝应该是久病而死。
2008年11月，在用法医学的方法历时5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科学家在对光绪皇帝的遗留头发进行化验后发现光绪头发有两处砷含量明显异常，最高值竟是普通人的2404倍。为了验证光绪的头发砷含量是否确属异常，研究人员分别提取了隆裕皇后、一名清代草料官以及当代人的头发样本分别进行同时代、同性别、同环境发砷检测。结果表明，光绪的几处头发截段中砷含量不仅远高于当代人，也分别是隆裕皇后的261倍和清代草料官的132倍，确属中毒。而且研究也证明，光绪皇帝属于急性砷化物中毒。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光绪身上的三件内衣均不同程度地腐烂，胃区、系带、领肩处含砷量都高于其他部位，从尸体特殊部位看，衣物上掉落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含砷量极高。这说明，大量的砷化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内，并在尸体腐败过程中向外多角度扩散。那么置光绪于死地的究竟是何种砷化物，其总量又是多少呢？为此，研究人员用小白鼠做模拟实验，发现光绪头发、衣物等遗物上的砷化物由砒霜生成。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光绪死前摄入的是砒霜。
研究人员测算发现，仅光绪头发残渣和一件衣物及残渣中的砒霜含量就高达约201.5毫克，而正常人口服砒霜60～200毫克就会中毒身亡。至此，研究人员终于解开了光绪死亡的谜团—光绪系砒霜中毒死亡。
至于是谁在幕后主使了这件事，那或许只有当事者本人才知道了，而光绪皇帝或许和我们一样，永远不知道是谁如此心狠手辣的背后向他下手了……
曾国藩手握雄兵百万为何不称帝？
曾国藩手握雄兵百万为何不称帝？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但曾国藩并非一路官运亨通。在咸丰元年（1851年），志得意满的他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谏讽咸丰皇帝处理政事流于琐碎、文饰与骄矜之风，皇帝气得把奏章甩到地上，曾国藩差一点被杀头。
1851年太平军起义爆发，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曾国藩回到家中为母亲守丧。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其家乡，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而正是这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国藩也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率领湘军在1863年攻下南京后，可以说已经控制了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就军事实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经超出了很多，若曾国藩振臂一呼，也许就可以从满族人手中夺回统治权，而且曾国荃、彭玉麟等十余名湘军大将也曾联名上书对曾劝进。曾国藩手书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表示自己无意造反。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他又是如何表明自己心迹的呢？
曾国藩不造反的最大原因是他脑中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操练兵马的目的相当明确：一是保卫明学理教，二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利益，三是保卫清朝廷。他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国藩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这些是他成为晚清中兴名臣的思想基础。
其次，清政府对曾国藩早有防范。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曾国藩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湘军，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有大臣密奏“匹夫一呼百应，非朝廷之福”，于是，只有七天，朝廷将刚刚封曾国藩的湖北巡抚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湘军攻陷天京后，清政府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又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侯的爵位，同时还追究幼天王洪天贵逃脱的责任。并且在天京周围布下满蒙重兵，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这支部队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极强，监视东南，也使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湘军内部，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打下天京后，湘军士兵人心思归，他们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重要的一点是外国在华势力决定扶持清政府，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曾国藩深知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力，一旦起兵而得不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势必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为了消除朝廷的戒心，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先是把攻陷天京的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共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朝廷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并且动员牢骚满腹企图反叛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他还请示朝廷，要求大量裁减湘军，在得到批示后，他将90%的湘军裁掉。湘军成立初期，因为没有军饷，于是他们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立即裁撤厘金局，不再为湘军自谋军饷。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曾国藩的这一抉择，在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陷后，尚有余部30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的东西捻军方兴未艾。在国内动乱频仍，国外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际，如果曾国藩趁机称帝，战乱又起，中国的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人民会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可以说曾国藩正是凭着自己的文化底蕴、道德原则和政治智慧在人生功名道路上做了一次智慧的选择。
大太监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大太监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李莲英原名李英泰，字灵杰。祖籍浙江绍兴，明末清初其先人流落山东，后来移居直隶河间府大城县。道光二十八年(1846年)李英泰出生。父名李玉，是个修鞋匠，家境极为贫困，在家乡无以为生，全家辗转进京，仍以修鞋为业。李莲英小时候常帮助父亲削切皮头，所以人们都叫他“皮削李”。根据李莲英的墓志铭记载，他“年九岁入内廷充役使”。清宫档案的记载也证明，李莲英是于咸丰七年十月十一日由郑亲王端华府送进皇宫当太监的，但年龄是13岁。也许李莲英在净了身之后，没有直接到皇宫当差，而是在王府当了几年的差，才被郑亲王送进皇宫的。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他进宫14年的时候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莲英。李莲英入宫之时，正值太监安德海被慈禧太后宠爱，红得发紫。后来，安德海因少年得志，过分张狂，终于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在同治八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砍了脑袋。这件事使李莲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是一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李莲英不仅学会了揣摩主子的脾气和爱好，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的欢喜，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正像墓志铭中说的那样：“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李莲英的心计使得他在年仅26岁的时候开始任储秀宫的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要进宫服役30年才有资格担任，可是李莲英这时候进宫刚满13年。光绪五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日益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变得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已经可以和敬事房的大总管也就是清宫太监的总头目平起平坐了。而到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清朝的二品文官，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对太监来说，二品顶戴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虽然如此，李莲英还是在太监中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因为早在雍正时期，雍正皇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不能再高出这个等级。李莲英就这样成为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
由于李莲英很会做事，因此，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几十年来换了好几批，唯独李莲英她舍不得换。李莲英不仅在慈禧太后面前极力表现，他也不放过机会去讨好光绪皇帝。因为他深知慈禧太后已经年迈，光绪皇帝虽然有病，但毕竟年轻，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是必然的。李莲英这样精明刁滑，对于他来说，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做法，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和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
参与过维新变法的晚清文人王照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呜咽老黄门。”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慈禧率光绪和文武百官出逃后，第二年准备回京。他们走到保定住下。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都很华美，李莲英住的地方稍差一点，但也很不错。而光绪皇帝睡觉的地方却很凄惨。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枯坐，一问才知道他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看到这个情况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且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的苦楚，就曾经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据说，戊戌变法后，李莲英出言谨慎，没有鲜明地表态站在慈禧一边。虽然没有让慈禧怀疑他的忠诚，但从此感情上有些疏远了。所以李莲英的墓志铭上写道：结束西逃回到北京后，李莲英“自思可告之无罪，已萌退志”。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死后，李莲英办理完慈禧的丧事，便悄然消失了。对于他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有人说他在慈禧太后死后，便向隆裕太后请求告老，回到慈禧生前赐给他的南花园过起了低调的生活。他没有大兴土木，也没有过于招摇。只是悄悄地过继了几个侄子为自己的儿子，自己则整天像个花匠似的侍弄花草。直到三年后得痢疾而死。其间，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曾经在慈禧太后面前呼风唤雨的大太监李莲英。
也有人说，李莲英是被隆裕太后处死的，他死后隆裕太后还把他的巨额财产充了公。不过，朝廷杀李莲英应该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不会没有文字的记载。
还有人说李莲英死于仇敌。尽管李莲英圆滑机警，却仍有大量仇家。“权倾朝右”之人，肯定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的。仇家可能是革命党人，也可是宫中同道，亦可能是袁世凯授意之人。其实，最有可能杀他的人，则是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其时任监国摄政，权倾一时，他杀人的动机也是有的，因为有人说正是李莲英下手毒死了光绪皇帝，报哥哥被杀之仇，顺理成章。
1966年，人们打开了李莲英的坟墓，在他的坟墓中有大量的珍宝，如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宝珠，金子做的烟碟以及数不清的珍珠、翡翠、玛瑙等宝物。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棺材里除一颗头颅和一条长辫子外，没有尸身。从墓里的情况来看，李莲英似乎真的是被人杀了个身首异处而死的。不过也有人说，有些太监的墓里面都是只有一个头，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很迷信，以为自己的残缺之身，是有辱祖宗容颜的事情。死后也没脸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死后只藏自己的头颅，而将身体舍弃。李莲英死后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至今没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妓女赛金花有功于中外“和议”？
妓女赛金花有功于中外“和议”？
每一个王朝的末期，社会上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风云人物，有英雄，也有枭雄，有烈女，也有名妓，赛金花就是晚清众多的名妓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她是一个坠入风尘的卑微女人，但她的一举一动，却总是能够引来各界的瞩目，成为当时轰动一时且争论不休的新闻。她活着时让人琢磨不透，死后却又让人念念不忘，赛金花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否真的有功于国家？
赛金花初名为傅钰莲，又名彩云，原籍安徽黟县，1872年生于一个士绅家庭。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光绪十三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洪时年48岁，傅彩云年仅15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荷兰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这期间傅彩云认识了后来的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19世纪90年代初，她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
1899年，赛金花搬往北京，住在西单石头胡同，先后在高碑胡同、陕西巷挂牌营业。因与京城名儒、巨商卢玉舫结拜，排行老二，因而人称赛二爷。
1900年，在慈禧的默许下，义和团杀死了很多在华洋人，这其中包括德国公使克林德。列强以此为借口，进攻北京，慈禧和皇帝逃往陕西。慈禧太后跑了，但是赛金花还是留在了八大胡同里。而石头胡同当时正好归德军管辖。当德国士兵在赛金花面前耀武扬威时，赛金花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告诉德国士兵：我是你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皇后维多利亚的好朋友，请你们尊重我。德军士兵并不相信，但当赛金花拿出她当年同德国皇帝和皇后的合影时。德国士兵目瞪口呆，马上将这件事情报告了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这使得赛金花有机会为慈禧求情，又劝瓦德西整肃军纪，少侵扰百姓，下令安民。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后，他的夫人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光绪赔罪，慈禧抵命。”这苛刻的条件使负责谈判的李鸿章一筹莫展，在旁人的指点下，他也不得不找到赛金花，恳切相托。于是赛金花使出浑身解数，先是说服了瓦德西，接着对克林德夫人苦苦相劝，终于以在克林德遇害的东单牌楼附近竖一座纪念碑为条件，消除了和议中的阻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终于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签订。
赛金花在庚子年间的义举，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赛金花和瓦德西只是见过一两面而已，不可能对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有什么影响。有些人甚至对赛金花到底有没有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接触，也提出质疑。因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是1900年8月16日，而同年10月瓦德西才率领2万德国军队到中国，与各种关于赛金花的史料记载有出入。如胡适在看了其安徽同乡，前北洋政府的官员许世英的回忆录后，曾经写信给许世英，指出其中关于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记录多源自野史，准确度有问题，因北京失陷在先，瓦德西来华在后。
不过，在北京众多的倚门之娼当中，精通欧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为“结与国之欢心”提供方便。至于赛金花是否对辛丑和约发生过作用，从史实上可以说是无据可查。不过我国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在德国发现瓦德西卫兵的日记，在这本日记里，有一些瓦德西与赛金花交往的细节。在当时及《辛丑条约》签订几十年后多数人的记录中，大部分人对赛金花的事迹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林语堂《京华烟云》：“你（赛金花）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北京总算有救了，免除了大规模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有赖于名妓赛金花的福荫。”夏衍《懒寻旧梦录》：“朝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
尽管有功于“和议”，但是赛金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洪钧的同窗好友孙家鼐，洪钧的儿女亲家陆润祥容不得她在京城里出丑，丢人现眼。为了替死去的洪钧老状元遮丑，借着旗下一个叫凤玲的姑娘服食鸦片自杀，解散了赛金花的“金花班”，把赛金花赶出北京城，勒令她返回原籍苏州。
之后，赛金花又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婚姻，在被第三任婆家赶出家门后，50多岁的赛金花靠着典当和借债在北京居仁里一处平房内勉强度日，1936年冬天，赛金花油尽灯灭，享年64岁。她死后身无分文，多亏一些同乡的名士发起募捐，总算为她办妥了后事，并将她葬在陶然亭的锦秋墩上。如今墓地早已不存了。当时报上登了一副挽联，对她的生前与身后都进行了评价概括，联如下：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于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廓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
赛金花去世后，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她作肖像画，齐白石为她题写墓碑。她亲笔题写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至今犹存博物馆中。赛金花她那爱国之心，比起当时卖国贼、汉奸犹胜千万倍。“自古风尘出侠女”这句话也许是对赛金花一生真实的写照吧！
谁是甲骨文的第一位发现者？
谁是甲骨文的第一位发现者？
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人们在占卜和祷告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符号和标记。用以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与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址被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大发现。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1845～1900年）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寿轩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断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一时间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众多资料因此认为：王懿荣是我国学术界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中国文字史也因王懿荣而向前推进了1000年！
然而，也有少数专家对“王氏发现说”提出了质疑：一是，北京菜市口那时候并没有“达仁堂”这家中药铺；二是当时中药铺只收购没字的光板龙骨，带字的压根儿不要，所以当时中间商收集到有字的甲骨时，都要将字迹刮干净才卖给药店；三是那些龙骨向来是捣碎后出售的。因此，王懿荣发现做药的龙骨上有字之事令人生疑。
而且和王懿荣同时代的金石大家王襄在1935年发表的《室殷室》中介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古董商范寿轩在天津出售古代文物时，拿着甲骨文向当地大书法家孟广慧和他请教，孟广慧判定可能是古代的简策，就让范寿轩大量收购。第二年秋天，范寿轩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以一字一两白银的价格请王襄和孟广慧挑选，但是两人都不富裕，只好尽力收购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甲骨被范寿轩带到北京王懿荣那里，王懿荣以一字二两白银的高价全部购买收藏。因此，即使王懿荣1899年偶然发现甲骨文确有其事，但他发现甲骨文不但在孟广慧之后，而且所购甲骨都是孟广慧选剩之物。因此，甲骨文发现的时间应追溯到1898年，最先发现的应该是孟广慧。
针对以上观点，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误传造成的结果。
另外，据古董商范寿轩的第一手资料，山东《潍县志·艺文卷》记载：范寿轩与其弟游彰德小屯，屯人出龟甲相示，寿轩以钱数千购四五十片，即至京师找王懿荣。王懿荣“见之惊喜”，出大价钱买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
因而尽管孟广慧和王襄早在王懿荣之前见到了龟甲，并不能认为是他们发现了甲骨文。如果是他们发现了甲骨文，范寿轩见到龟甲在他们之前，而卖给范寿轩龟甲的殷墟遗址村民又在范寿轩之前……所以，不管是吃药发现还是因古董商卖甲骨而发现，王懿荣都是第一个将甲骨文辨认研究的人员，他应该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
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甲骨文的发现，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使学者的目光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和鼎彝铭文的局囿中解放出来，为我国的文宇学、古史学的研究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