扪心自问，她对母亲这样的反应是喜忧参半的。这不是她熟悉的母亲，却是她想得到的结果。医生说母亲的肝性脑病很严重，难道已经严重得让性格都改变了？她不知道。
秋天的时候，她发现病房来了一位新的病人，会讲上海话，就提出拉上常熟阿姐，给母亲凑一桌麻将玩玩，病友和阿姐都积极响应。她也觉得这该是母亲一定会喜欢的事，谁知道母亲当场拒绝，而且竟然毫不领情，说自己一点都不喜欢打牌。
看来反复无常是一点儿都没变。
后来，台风季节，天气很凉，母亲因为潮气入侵而浑身疼痛，脾气也更恶劣，直到中秋当日，干脆对她和汤玉玮说，我不要你们陪同，都给我滚！
两人面面相觑，心说最近什么都没做啊。
结果常熟阿姐赶来、而她们好不容易陪母亲吃完饭要走的时候，母亲又突然像个小孩一样掉下泪来，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甚至主动提出要一旁的汤玉玮劝一劝自己的女儿，不要走。
那天晚上两人走出医院时，天很黑了，她坐在汤玉玮的单车后座，靠着汤玉玮的背，哭了起来。
母亲已经像个缺乏理智的小孩子了，这证明她的肝性脑病已经很严重。也许有一天母亲会彻底失智，也许会忘记自己是谁——
不，不不。
她哭泣，汤玉玮安慰，两人一路下山，一路说着母亲现在的脑病到哪一期，肝又怎么样了。汤玉玮总是做理性分析，好坏都说，目的是让她镇定，不要胡思乱想。
直到快到家，路过石塘咀，夜深了这一片却依旧灯火通明，她看见那些妓女，忽然就想到父亲。
父亲。
消失在久远年月的父亲。
早就和这一切无关的父亲。
给了自己生命，改变了母亲的人生，却两手一摊不再做任何事的父亲。
“要是……”
“嗯？”
“要是父亲还在，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也许一直都有所依靠，也就一直不会长大？也许早就嫁了别人？也许不会在这里？也许会过得很轻松，又或者更累更惨——
“我也想象不到，”汤玉玮说，“我只知道我过去有了你，现在觉得很好。”
“嗯。”
“何况，我实在是没有应付岳父的经验，实在想象不出来啊。”
汤玉玮的玩笑语气让她破涕为笑，遂一边嘴上笑骂她胡乱安慰，一边伸出双手搂着汤玉玮的腰。
山林道路的风吹过发丝，吹进心里。
不，什么如果都不能想，不需要如果。
因为就算真的如果，她还是会选这条道路——只有这条道路和这条道路上的坎儿，让她遇见了汤玉玮，让她抱紧不肯放开直到余生结束的汤玉玮。
只有这个人，在自己不长不短的人生里，让自己觉得不孤单。
岁月如梭，直到年底，汤玉玮还是没有面试上任何一家报社。不过勉强为好几家报社写些零星的稿子，勉强算是能挣得一些收入。她们不宜太过抛头露面，这下发现连钱也不方便挣，不由觉得夫人算计她们算计得太好了，可谓步步为营，让她们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她为此总是唉声叹气——不是为了自己或母亲的遭遇，叹息的是汤玉玮反复被打断的事业——汤玉玮倒是心境不错，觉得自己迟早会时来运转，“再说，我有今天，也是我自己选的。十年前，对，真是十年前。”
那时已经是1947年。什么行宪，什么“确有把握”，什么“四者问题十分严重”，她们都不在乎了，巨大的历史车轮从她们身上碾过了多少次了，现在她们只想顾及自己。
直到那天，汤玉玮在医院接她的时候，那样高兴。她问什么好事，她说，今天自己在某一家娱乐新闻为主的报社门口，遇见了旧日相识程步高。对方见了她非常高兴，她让他别张扬，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理由与钱相关，对方立即提出，既然这样，是否考虑到电影公司来工作？
“好是好，”她说，“可你去了做什么呢？”
汤玉玮笑说还不清楚，去了看看，但自己什么都能做，“反正我都懂！”
“演员你也懂？”她笑道。
“咱们演的戏还少了？”汤玉玮松开车把，把左手伸过来拉着她的手，“也就对你，一点儿掩饰都没有。”
“真的没有？”她说，但不及汤玉玮回答，她就把汤玉玮拉近自己怀里，罔顾两人之间还隔着一架单车，“去吧，好好去。”
去飞，去高高地飞。我会仰望着你的。
作者有话说：
{82}维克多·沙逊爵士（sir ellice victor sassoon, 3rd baronet，1881年12月20日－1961年8月13日）是英籍犹太富商沙逊家族的第四代，商人及酒店经营者，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沙逊家族商人和银行家族。沙逊于1929年在外滩20号建造了高10层的沙逊大厦（华懋饭店，cathay hotel，今和平饭店），1930年3月，新沙逊洋行的新总部在上海沙逊大厦开业。
第四十九章
她从没有靠丁雅立这样近。丁雅立身上的香水味也从来没有这么蛊惑。在痴迷得接近失去理智的边缘，她对自己说，够了，够了，现在可以短暂休息，也许下一步就是别的天地呢？她路过这花丛多少次，一次都没停下来休息，只是观望，现在总可以走进去躺一躺了吧？像史湘云——
丁雅立轻轻笑了一声，声音很低，她却像受了惊一样动了动。结果丁雅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过来，拍了拍她的头，示意她继续靠着，不用挪开。
她用余光瞟一眼丁雅立，丁雅立还是直视着荧幕，面带微笑。
就是从那天起，从那天起她放松了神智和残存的防备，任由自己躺着掉进河里，向下游飘荡去。
戴笠死了，所有人的活动都积极起来，今年尤其。3月，她先是参与支援其他人领导的罢工，把“爱用国货，抵制美货”顶在头上挂在嘴上的运动。但她并不开心，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发挥主要力量，而是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所以有些难过。自己之前做出的牺牲和获得的功劳现在竟然成了不能说的枷锁，甚至从现实情况上说她这样继续见不得光是最好的，污名就像污泥，别人不要它黏在身上，她却可以，甚至应该，甚至必须，活像那有助于防晒——她是水牛吗？
她不需要别人来告诉她这一点，她需要的安慰和理解，需要有人来对她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你受的苦，也是你的功劳”，她当然也不居功自傲，也能继续牺牲，她只是需要人理解。
但很多人都汲汲于追求胜利，没有人有时间停下来讨论这些，心火上行眼睛发红，她站在角落里。看不见的战线里看不见的人。
她知道自己情绪不对，老是觉得自己被冷落和实际上的情况会形成负反馈负循环，但停留于知道却摆脱不了的鬼打墙，也许是因为在护城河边战斗得久了已经疲乏了。那天处理完了手上的事，把“地下坑道”都挖好了，未来一段日子里都不需要她这个工程兵了，她就到了丁雅立家去。
走吧，去吃饭。她想自己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显得了无生气，不然丁雅立不会一愣之后什么都不问，放下手里的事拿起提包就和她去锦江，从那天起，什么都不问，只要她想，就和她去吃喝玩乐。
她在沉醉中恍惚迷惑，甚至想问丁雅立，是不是你也想出来的？没有我，你会出来吗？你是因为没有玩伴才选择我的吗？还是因为看穿了我无法言说的难过所以可怜我？还是你也——
但一个都没问，每日只是玩耍。西洋的，中国的，传统的，现代的，四者交融的，什么都见，什么都玩。新开的小绍兴鸡粥店，郎静山归来办的画展，大新公司二楼的画厅，兰心、美琪上映的新戏，市面上实际上闹哄哄的，争论这个讨论那个的，嘴仗和真动手的什么都有，她们却什么都不关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尾巴了，却好像要一鼓作气过出三十年代前期的那种快乐来。
丁雅立说，啊，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我都没来过，在上海真是枉活了二十几年。她听了有些悚然，想起丁雅立的青春时代自己还是个小孩，君生我故生，生也晚。
晚。
早一步会怎么样？早一步自己还是自己吗？还未明白，就已沉迷。还未获得，就要失去。余生也晚。
越是这样想，越是在电影院里靠丁雅立的肩头。有时候出得电影院丁雅立会问她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她就说自己累了，丁雅立也不怪罪。她说完这个借口就开始思考下一次的借口，总不能天天说自己累吧？又觉得丁雅立会包容自己。接着就觉得丁雅立的包容是基于对自己的可怜，是一种如母的长姐对小妹妹的爱，而不是别的，而不是她想要的。
不行不对，太好太美，不能不可，遂反复触火。
疼啊，外焰是最烫的，就像单相思是最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