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各民族中，以基因多样性从多到少排序，依次是南方非汉族人群（即南方各少数民族）、南方汉族人群、北方汉族人群、北方非汉族人群（即北方各少数民族）。即使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族群融合，也仍然存在这样的基因型南北分布差别，这正是南方古老人群向北扩张留下的痕迹。哪里的基因多样性更丰富，哪里就是故乡，是迁徙的起点。
不同人群牙齿类型的分布，也揭示了古老人群扩张的方向。其实在分子生物学家进入现代智人迁徙路线的研究领域之前，考古学家已经用牙齿类型的分布来探索迁徙路线了。
考古学家发现，亚洲东部的古老人群的牙齿类型可以分成两类—中国型和巽他型。中国北方、蒙古、韩国、西伯利亚人群乃至印第安人的牙齿基本上属于中国型，而东南亚、太平洋诸岛上的人群的牙齿属于巽他型。在日本，绝大多数人的牙齿属于中国型牙齿，古代的绳纹人和现代的阿伊努人的牙齿属于巽他型牙齿。中国华南地区的人群，似乎处于两类牙齿类型分布的中间地带。根据牙齿类型的分布，考古学家提出，巽他型牙齿可能于距今3万—1.7万年前的某个时刻在东南亚地区产生，然后这种牙齿类型的人群沿着东亚大陆架向北挺进。由于当时是冰期，海岸线向海洋大陆架方向延伸，当时的日本、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岛屿很多都与大陆相连。另外一支东南亚古老人群稍后从大陆的内陆向北进发，在中国北部产生了中国型牙齿类型，时间可能是在距今2.5万—1.8万年前的某个时刻，然后他们再继续向北进入西伯利亚，乃至跨海进入美洲大陆。
考古学家对牙齿类型扩散的描述，和分子生物学家用基因来推测南方人群的北进路线基本吻合。巽他型人群可能就是组合2，中国型人群可能就是组合1。
而且看起来，组合1与组合2在很长的时间里基因交流很少，各自基本上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基因型。这个现象为我们理解几万年前现代智人的迁徙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与直立人相比，现代智人由于智慧更高、技术升级，因此生存能力更强，他们的群体数量更多，每个群体的个体数量也更多，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迁徙能力。总之，在人类进化到现代智人阶段后，除了运气不好遭遇塔岛技术悲剧的少数群体外，现代智人基本上摆脱了塔岛技术悲剧和功能性灭绝的威胁。至于那些把东亚与欧亚大陆其他区域分割开的地理阻隔，已经无法阻挡现代智人的脚步。
他们在迁徙过程中面对的环境，是广阔且基本空旷的大地，这个时期的古人类扩张可以用“填空模式”来描述，自然界中散布着许多适合现代智人生活的空间，“长路漫漫任我闯”，他们在几万年中不断繁衍、迁徙，填补这些空间。
生活在不同空间的远古人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踏上了各自的进化之路。由于天宽地广，分散各处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尚不频繁，因此相对独立的进化使各个人群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基因型。这种现象在分子生物学里叫作“遗传漂变”，比如一个大的群体分出去了几个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分别只拥有大群体基因库中的一部分基因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群体不断繁衍，其基因型已经变得与大群体不一样了，小群体彼此之间也变得不一样了。
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后的几万年迁徙历史，也是群体遗传漂变的历史。一个大的群体不断分化出小的群体，占据不同的生存空间，在新家园中独立进化。在这个时期，基因型的漂变、分化趋势大于基因型的交流、融合趋势。就这样，东西南北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灿若繁星的不同基因型的古老人群。
从距今7万年前开始的地球历史上的末次冰期，在距今2万年前达到最冷的盛冰期之后，终于有点儿强弩之末的颓势了。地球变得温暖起来，尤其是在内陆地区。春风又绿江河岸，暖风吹得古人醉。借着这股珍贵的暖风，我们的现代智人祖先一拨拨地南下北上，跋涉万里而来，他们的脚步踏遍了中华大地，散布居住在天南地北。他们既聪明又能干，再也不像东亚直立人前辈那样被大自然完全左右，东亚的现代智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很快将掌握新的技能，真正开始掌控自己族群的命运。
小贴士 洞穴人留给我们的基因礼物
在现代人身上，大约1.7%的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换句话说，我们的智人祖先曾经与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实际上，智人简直是“见一个爱一个”，他们也曾与丹尼索瓦人有过杂交。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人、彝族人和夏尔巴人，以及太平洋海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体内，都有相当可观的丹尼索瓦人基因。以整体现代人平均来看，大约有0.5%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高原民族适应缺氧环境的基因，就来自丹尼索瓦人。
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同样“用情不专”。从他们可能的共同祖先海德堡人分离出来后，两者之间也发生过杂交，至少0.5%的丹尼索瓦人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还与另一个未知的人种进行过杂交。这一未知人种也许是海德堡人的另一个支脉。
在尼安德特人赋予我们的基因中，有一个与角蛋白合成有关。角蛋白是一种纤维状的蛋白，构成我们的毛发、皮肤角质层和指甲。现代智人刚走出非洲时，头发可能是卷曲的。今天的欧亚人群中有些人拥有一头垂顺秀发，就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带来的。
此外，还有一个涉及皮肤色素合成的基因也来自尼安德特人，使欧亚人群肤色变浅，与自己的非洲同类不一样了。较浅的肤色在高纬度地区是一大生存优势，因为在阳光不太充足的条件下，较浅的肤色合成维生素d的效率更高，而缺乏维生素d，人易得佝偻病和软骨病。
古人类之间的杂交只是个别行为，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跨越人种的杂交行为，可能也就发生过寥寥数次。但是获得了其他古人类基因的个体很幸运地拥有了明显的生存优势，所以这些基因在人群中逐代扩散开来，以至今天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现代人，都或多或少拥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不过，并非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都是有益的。我们从尼安德特人那里获得的几个基因，会让我们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其中包括ii型糖尿病、红斑狼疮和克罗恩病（一种慢性肠炎）。此外，科学家还猜测，来自尼安德特人的某些基因可能会导致生育障碍。所以，在现代人的x染色体上，几乎没有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第三章 北粟南稻——华夏农民的田园晨曲
中华大地上响起的第一首器乐曲，可能是小小的骨笛发出的。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几十支距今9000—7800年前截取丹顶鹤的翅骨制成的骨笛破土而出。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贾湖骨笛一般长20多厘米，直径约1.1厘米，圆形钻孔都分布在同一侧，一般为7孔。个别笛子的主音孔旁还钻有小孔，这可能是古人的调音孔，骨笛开孔后先要试音，如果音律不谐，再开小孔做微调。可见当时古人的声律技巧已经非常精湛。
在远古时代，物质条件低下的古人们哪里来的闲情逸致吹奏音乐呢？
答案是：他们把野草变成了佳肴，把野兽变成了家畜，他们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批农民，他们开启了中华大地上的“农业革命”。
粟和黍：北方祖先的社稷江山
“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吃饱了肚子，人们才会注重社会礼仪，注重文化与艺术，贾湖的骨笛才会被制造出来，然后被人们吹奏。
在农业产生之前，古人获得食物的方式就是渔猎和采集。农耕其实是很辛苦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考虑到农业诞生之初农作物产量很低的事实，田间劳动就更显得辛苦了。农耕获得的粮食蛋白质含量少，味道也不如猎物和瓜果。耕种具有的唯一优势就是，它能养活更多人口。在土地和劳动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农耕活动可以给古人提供更多的食物，或者说更多的能量，能够让更多的人吃饱饭，虽然吃的差了一点儿。
从农耕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猜测农业产生的原因。古人选择更为辛苦的农耕，其实是“迫不得已”的，很可能是由于环境所迫。
因此，在追踪我们的第一批农业祖先之前，我们先要书接上回，了解一下末次冰期盛冰期结束后的全球气候变化。
距今1.8万年前是末次冰期最为冷酷的时候，之后的四五千年，地球逐渐回暖，到距今1.4万年前，出现了一段非常温暖的时期，海平面迅速回升。然后在距今1.28万—1.15万年前期间，出现了一次名为“新仙女木期”的降温事件，全球气温下降了7~8c。之后地球又一次回暖，一直到距今8400年前，再次迎来一次降温事件，不过这次降温比新仙女木期要弱。
中华大地上农业的萌芽，时段可以追溯到新仙女木期及之后的回暖期。降温事件对中国北方古人的冲击远大于对南方古人的冲击，因此我们就先来了解北方古人面对降温事件所开展的“生产自救”活动。
在从距今1.4万年前开始的那段温暖期，许多生活在寒冷气候区的大型动物的活动范围向北方移动，北方古人的狩猎目标以野猪、鹿等喜温动物为主。温暖的气候下，丰富的食物养育了更多的人口。然后，新仙女木期突然而至，自然环境变得恶劣，许多大型动物数量减少甚至灭绝，狩猎能够捕获的动物量锐减，如果不能开辟新的食物来源，大量的北方古人将会饿死。
饥肠辘辘的祖先们把目光投向了漫山遍野的野草。
狗尾草和野糜子是广泛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它们结出的颗粒很小。在温暖的岁月，动物和浆果食物丰富的时期，北方古人也许看不上这两种草的籽粒，但是在寒冷的岁月，他们必须珍惜自然界中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即使是一小粒一小粒的狗尾草和野糜子籽粒也不能放过。按照农学家的说法，他们这时候的食物是“广谱性”的，有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聪明的现代智人，除了广泛采集植物籽粒外，他们甚至还会考虑把一些产量比较高、颗粒饱满的植物的籽粒挑选出来，播撒在大地上，让它们肆意生长，希望在未来结出更多的籽粒。就这样，他们从采集方式向农耕方式迈出了第一步。
狗尾草是粟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米，今天我们主要用它来熬粥；野糜子则是黍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黍就是今天所说的黄米，在现代农业中已经很少种植了，在一些北方特色食物比如驴打滚、黏豆包那里，我们还能与黍相遇。
粟和黍都是原产于中国北方的农作物，但是对于它们最早被驯化的地点和时间，学者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最初，人们认为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越，特别是平原地区利于灌溉，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但是，正因为粟和黍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的，所以它们最初改良的地点可能不一定是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地区，反而可能会是“野草”繁盛的地方，比如一些山间谷地。此外，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反而可能会成为原始农业萌发的阻碍，那里的古人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去改良“野草”。在一些自然条件不是那么优越的区域，比如更加靠北的燕山山脉甚至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气候更为寒冷，古人更有动力去改良“野草”，以补充自己的食物来源。
植物考古正在证实这个猜想。比如，植物学家在北京附近的东胡林人遗址中筛选出了已经炭化的粟粒，其从形态上看已经有了栽培粟的样子，但是尺寸还非常小，这可能说明当时那里的古人已经开始将狗尾草向栽培粟驯化，还处于驯化的过渡阶段。无独有偶，其他植物学家在山西西南部的柿子滩遗址筛选出了处于驯化过程的黍类籽粒，但是粟还处于野生阶段。与之对比，在黄河流域对粟的驯化大概发生在距今8000年前，比更北方的区域要晚。
有趣的是，粟和黍的驯化起源地可能也不一样。从两种植物的特性看，粟对水分的要求较高，主要生长于较湿润的地区，而黍则多生长在较干旱的地方。从植物考古的发现看，栽培黍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森林草原植被过渡带，它最有可能诞生于辽宁西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燕山山脉北麓，也就是今天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北方，偏干旱环境；栽培粟最早出现在稍微靠南方的区域，它最有可能诞生于太行山北部到燕山山脉南部一带，在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方，偏湿润环境。
让我们通过一个古人的“粮食基地”来一窥他们的农作物驯化过程。
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有一个磁山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多次发掘，一共发现了几百个窖穴，其中储存粮食的粮窖有近200个。仅仅第一次发掘中发现的88个粮窖，储存的粮食就达到了109立方米，折合粮食质量大约6.9万千克。如果再算上后期发现的粮窖粮食，古人的这个粮食基地真是储量惊人。
通过对粮窖粮食的测年，我们得知这些粮食是距今10000—8700年前收获和储存的。这些万年粮仓里储存的是什么粮食呢？
磁山遗址里的粮食早已腐朽，刚出土时是淡淡的灰绿色，风干后变成了灰白色。不过人们还是能看出粮食的清晰外壳。籽粒虽然早已腐烂，但是植物学家知道，植物活着时会在吸收水分的同时吸收一点点可溶性的二氧化硅，这些二氧化硅积淀在植物的各个部分，在植物死后，会形成耐腐蚀的植硅体，他们通过植硅体的形态就可以反推植物的种类了。植硅体虽然不是植物的基因，但是和基因一样保存了植物的信息。
利用磁山遗址粮食的植硅体研究，植物学家发现，这个巨大的粮仓在距今10300—8700年前的样品中，灰化粮食的植硅体表明里面全部是黍。距今8700—7500年前，粮窖里开始出现少量粟的植硅体，但粟的含量一直没有超过总量的3%，粮仓里依然以黍为主。也就是说，磁山遗址的农作物灰化样品主要是黍。万年前的北方古人是吃黄米的，然后他们才驯化了粟，吃上了小米。
为什么首先装满粮仓的是黄米而不是小米呢？
这首先应该归功于黍比粟更加“皮实”。黍的生长期短，比粟更耐干旱、更耐贫瘠。当时的古人多居住在山谷有水源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渔猎和采集的优良场所。古人技术能力有限，生活环境周围又没有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因此黍成为他们补充食物来源的首选。另外，气候变化显然也在帮助黍率先脱颖而出。前面已经谈到，寒冷期的降临要求北方古人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哪种植物最容易被驯化为农作物，哪种植物就会率先填满粮仓，黍就是他们的首选，它容易被驯化，而且更耐寒。
从野生品种到适合农耕的栽培品种，农作物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人通过一代代的筛选，让单株植物籽粒越来越大、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如果说大概1万年之前古人就实现了黍的基本驯化，那么粟的基本驯化大概要到距今8000年前了。那个时期的许多古人遗址，比如辽河流域、黄河上游及中下游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粟。
虽然粟的驯化比黍难，但是一旦驯化成功，古人就享受到了粟的好处—产量更高。只要水肥条件跟得上，粟比黍的产量高。粟逐渐取代黍，成为古人粮仓里的第一主粮。
粟最开始也种植在山谷地带，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甚至留下了一些种植线索。比如古书里谈到中国的“农神”—神农氏的时候，说“神农城在羊头山，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里所说的谷物，主要是指粟，传说中神农氏把粟种在山坡上，这应该是对古人早期种植粟的描写。在先秦时代，古人常用“社稷”一词比喻天下，“社”就是土地之神，代表国家疆土；“稷”则是优质的谷子—粟，是当时国民的粮食根本。
栽培粟出现之后，黍的农业地位相应下降，不过它在北方仍然长期居于粮仓中的次席，是重要的辅助粮食。黍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定义了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的长度单位—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要统一度量衡，于是选择中等大小的黍粒，用横排100粒的长度定义了一尺的标准，再用一尺为单位，制作成装粮食的斗，进而统一了质量单位，甚至还用尺这样的长度单位辅助制定了阴历。
你看，我们仍然生活在由黍厘定的世界之中。
另一种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重要农作物是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豆。与粟、黍这样的谷物粮食相比，菽胜在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同质量的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前两者的六七倍。与其他豆科植物类似，大豆的主根和旁根上生有根瘤菌，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氮元素合成蛋白质。因此，大豆对于狩猎获得动物蛋白不足的古代人群具有非凡的意义，起码他们能够从大豆中获得大量植物蛋白作为营养补充。
菽的驯化可能比粟还要晚，驯化的时间、地点还没有搞清楚。野生大豆广泛分布于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云贵高原的地区。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受菽年”与“受黍年”同时占卜的现象，说明古人对这两种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季节相近，暗示了菽可能与黍的驯化区域相近。因此有学者推测，在北方的燕山山脉附近的山地、盆地等光照好的区域，可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
到距今约4000年前，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栽培大豆。之后甚至还产生了原始榨油的技术，说明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了大豆的营养价值。
黍、粟、菽都起源于中国北方，它们的读音甚至都很接近，这不禁让人猜想，这样的读音在远古时代可能是古代人群对于可食植物或植物籽粒的一个统一的称呼，随着这些植物依次被驯化，它们的读音才略有分化。
在新仙女木期及之后出现的温暖期，“环球同此凉热”，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国北方驯化出可以填饱肚子和增加营养的黍、粟、菽后，农作物迅速地从中国向外传播。
英国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欧洲地区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黍的遗迹。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驯化的黍向西传播的结果。
粟的传播紧跟黍的脚步，欧洲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粟的实物证据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在距今3000年前粟的种植有明显增加。粟可能是通过欧亚大陆的草原带，经过今天的黑海沿岸进入欧洲的。粟还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比如韩国的一处遗址出土了粟，经过年代测定，距今约4500年；日本北海道距今4000年前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粟。粟甚至向西南传播到了遥远的古印度。有语言学家发现，古印度梵文中的粟的读音“cinake”，也用于指代中国。粟可能是通过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的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南麓走廊传播到古印度的。
所以，黍和粟不仅填饱了中国北方古人的胃，还填饱了广大欧亚大陆乃至周边岛屿上的人们的胃。既然民以食为天，有了充足的粮食才有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黍和粟的西传，算不算5000多年前东亚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推动呢？
水稻：亚洲的第一缕米饭香
东亚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怎么能少了南方古人的智慧结晶—水稻？
关于水稻的起源地曾经众说纷纭。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发现，西方各种语言中“稻”这个词汇的源头来自印度梵文，而印度恰好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较多的地区，因此他们猜测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随后东南亚和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水稻，学者们的视线又转移到这些地方。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提出水稻最初的驯化地点可能在东南亚，因为那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大量的野生水稻可以用于筛选和杂交试验。
以上观点都受到了质疑。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原理，自然环境优越、生存压力小的区域，不会是农作物诞生的首选地。南亚和东南亚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没有太大的动力去驯化植物，并从事更为辛苦的农耕。只有在农作物经过漫长驯化，产量已经足够高后，传播到这些地区，那里的古人才有动力去种植。
不论是从理论探讨，还是实际的考古挖掘，最终学者们探索水稻起源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长江流域。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湖南北部发现了城头山遗址，遗址附近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以及稻田的遗迹，遗迹中有水坑和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这可能是灌溉设施完备的最早水稻田。
此后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振奋，在江西北部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距今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距今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证据，说明上万年之前那里的古人就在进行水稻的驯化活动。2004年在湖南的玉蟾岩遗址，还发现距今1.8万—1.4万年前的驯化水稻的证据，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
所以，如今的学者们基本认定，中国南方是水稻的起源地。
栽培水稻主要分为两大类—籼稻和粳稻。籼稻适合生长于南方湿热地区，今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以种植籼稻为主；粳稻适合生长于北方干凉地区，今中国黄河流域以及更北方的东北地区，是粳稻的主要产区。植物学家通过水稻的基因分析，认为最早出现的水稻是粳稻，比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距今7000年前的古水稻，经过基因对比，与绝大多数粳稻基因接近，说明我们的南方古人最早是吃粳稻的，也就是类似今天东北大米的原始品种。稍后，很可能是在古印度的恒河平原，开始了籼稻最初的驯化过程，当地距今7000—5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古人消费稻米的证据；然后，中国的粳稻品种传播到了古印度，与原始的籼稻进行了杂交，改良了后者，使籼稻最终完成了驯化过程。
与北方黍和粟的漫长驯化过程类似，南方的水稻也经历了数千年的驯化过程。今天的江浙地区是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诞生地之一，那里的水稻驯化体现了古人与水稻之间相互依赖、协同发展的历史。
距今约10000年前，浙江有一个上山文化，植物学家从遗址里筛选样品，仅仅发现了两粒炭化的米。不过在当时古人制作陶器的陶土里发现了掺入其中的稻壳，古人把稻壳加入陶土中，可能是为了减小陶土的黏性，以免烧制时陶器破裂。从他们制作陶器的工艺以及焚烧稻壳的灰烬遗迹中，我们可以推测，在万年之前，水稻对于那里古人的生活已经不可或缺，他们不仅采集水稻籽粒，而且还对稻壳加以利用。
不过在上山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那里出土的一些大石片，能够当成石刀或者石镰使用，可以收割田野里的野生水稻。古人可能也开始了耕种水稻的尝试，只是这种活动可能还比较原始。
上山文化之后，距今7000—6000年前，浙江东部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兴起，植物学家在不同的遗址中找到了大量的植物遗迹，里面就包括水稻籽粒。植物学家对发现的水稻籽粒进行了鉴定，发现在河姆渡文化早期，即距今69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的比例不到30%；到距今66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比例接近40%。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水稻种植水平，但是在当时，他们的栽培水稻还无法取代野生水稻。
当时与水稻竞争食物地位的植物很多，考古学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其他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菱角、栎果、芡实、柿子、猕猴桃等，特别是富含淀粉且容易储藏的栎果。遗址中有很多栎果的储藏坑。这说明距今6000多年前，水稻农业还不发达，水稻只是古人的粮食之一，产量并不高。
中华大地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进入水稻社会呢？
浙江余杭，一座宏伟的良渚文化城池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座巨大的古城内外共有三层：外面一层是外郭，面积达8平方千米；向内第二层是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城墙周长6.8千米，墙基宽20~145米，全部用大卵石堆叠而成，墙体则用黄土堆积；内城的中心是宫殿，宫殿基址是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高台，台高约10米，东西长达670米，南北宽达450米。在这座城池外面的北方和西北方，古人用11条草裹泥包垒砌的防洪大坝，构筑了大型的水利工程，保护着城池免受洪灾侵扰。
这座城池揭示了江浙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化—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广泛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为距今5200—4300年前。考古学家明显感觉到，那个时期江浙一带的文化遗址数量大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增长。发掘良渚古城的考古学家估计，仅修建古城中心的莫角山高台、内城墙和外城墙以及周围的大型水利工程，就需要约1200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如果简单地以每人每天1立方米的土方工作量计算，大约需要3.3万人不间断地劳作一年。如果按照1万人每年劳作200天计算，整个工程建设时间需要6年多。
一个5000年前的古代社会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必须有足够多的劳动工人，而且还要有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给，这就需要非常多的农业人员和手工业人员。
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支撑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崛起于东方。良渚文化的根基，正是稻作农业。
植物考古的新发现证实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水平的高速发展。例如，属于良渚文化的茅山遗址古稻田，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分割成长条形田块，每个田块面积1000~2000平方米不等，古稻田总面积达56000平方米，折算为84亩。再如，人们在莫角山高台边缘发现了一个大型灰坑，坑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米，估计原本是一处储存粮食的粮窖，后来发生了火灾。经过测算，粮窖内的炭化稻米在未被炭化之前的总质量约达13吨。从位置上看，这个粮窖可能是上层人物的仓储，这次火灾真是损失惨重。
良渚文化的繁荣，表明中华大地经过漫长的水稻筛选和栽培过程，在距今约5000年前终于进入了稻作农业阶段，水稻成为当时良渚社会的主导粮食品种。南方古人以稻米作为他们的主粮，并辅之以其他动植物食物。
水稻起源于中国南方，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向南传入东南亚和南亚，向东被先民们携带渡海，进入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其实，水稻在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驯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了。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7000年前，水稻种植就已经越过黄河流域，在黄河下游地区扎下根来。到距今5600年前，水稻甚至打入了北方农作物黍和粟占据的陕西关中地区，那里的古人形成了黍、粟、稻兼作的种植模式。
水稻也是本章开头提到的贾湖遗址古人的食物来源之一。贾湖遗址中筛选出了大量的炭化植物籽粒，其中就包含水稻籽粒，总计有400余粒。这说明在今河南中南部这样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借鉴长江流域的经验，尝试采集和种植水稻。
作为八九千年前的古人，贾湖古人的粮食获取方式与南方的河姆渡古人比较像。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菱角、莲藕、栎果、大豆等。但贾湖古人能够悠闲地吹奏骨笛，还要归功于他们卓越的渔猎能力。贾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这说明他们的渔业很发达。考虑到他们的植物性食物还包括莲藕和菱角等水生生物，可以推断贾湖古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靠水吃水”，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水面应该很大，可以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别忘了，贾湖骨笛可是用丹顶鹤的翅骨制作的，丹顶鹤也喜欢在河湖边起舞弄清影呢。
贾湖古人的生活一定是很惬意的，至少在很多岁月里是食物比较充足的，这不仅让他们“仓廪实而知礼节”，创造吹奏艺术愉悦自己，还让他们可以用多余的粮食饲养家畜，比如猪，另一种起源于古老中国的食物。
猪和狗：古人最好（吃）的朋友
中国古代最早的家猪骨骼就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可能在距今8500年前，贾湖古人就开始饲养猪、吃猪肉。从狩猎自然界里的野猪到饲养家猪，同样是漫长的过程，古人需要跨过几个关键的门槛。
驯化野猪，首先是出于对肉食的需求。古人长期依赖狩猎为生，已经习惯了吃肉，吃的可能主要是鹿肉和野猪肉。随着他们的人口增长，在某个地区长期居住，周边的大型动物被大量猎取后，通过狩猎已经无法满足古人吃肉的需要了。于是，古人捕捉到幼小的野猪后，尝试把它们养大后再杀掉吃肉。其次，古人必须有足够多的粮食，除了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外，还有一定的剩余，可以用于饲养家猪。这就意味着古人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已经足够高超，能够稳定地达到相当多的产量。因此，驯化野猪必然是在农业得到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此外，猪是一种杂食动物，对饲料的要求不高，这也是古人能够很早驯养猪的重要原因。
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都表明，东亚地区的古人曾经进行过驯化野猪的活动，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地驯化。北方以贾湖遗址的家猪为代表，南方以稍晚一些的跨湖桥遗址的家猪为代表，似乎表明中华大地在距今8000年前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家猪饲养。
动物学家采集了很多黄河流域的古代猪的基因样本，分析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结果发现，黄河流域的古代猪可能是从单一的驯化中心起源的，考虑到黄河上游地区的家猪驯养晚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推断北方家猪的起源地可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包括贾湖遗址在内的中原地区。在距今8000多年前驯养家猪后，黄河流域兴起了养猪热潮，到距今6000多年前，家猪提供的肉食在古人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占到80%。
养猪是门大学问。北方古人在养猪方面的经验也是不断积累的。从遗址中的猪骨分析发现，在距今8000年前，被宰杀的猪大概在半岁到一岁，古人急于吃掉小猪；到距今4500年前，被宰杀的猪都在一岁或者更大一些了。在当时的饲料条件下，养到一岁的家猪的产肉率是最高的，也就是饲料转化率高，而年幼的猪长肉太少，年长的猪长肉变慢，都程度不等地浪费了饲料。
那么，当时的家猪会与人类“争食”吗？它们骨骼里的碳同位素透露了相关信息。古人靠采集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很多都是所谓的碳三植物，而靠种植获得的粟和黍等食物，是碳四植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处遗址中出土了人骨和猪骨，科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当时的人和猪都吃大量的碳四植物，所以人和猪都是以粟、黍为食的。更大的可能是，人吃小米和黄米，喝小米和黄米酿造的酒；猪吃小米和黄米的谷壳，还有糟糠—酿酒剩下的残渣。
但是在长江流域，家猪并没有得到古人的追捧。虽然在距今7000多年前南方古人也开始饲养家猪，但他们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养猪，没有把养猪当成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在距今7000多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的南方古人的遗址中，出土家猪的数量始终很少，他们的肉食需求主要依靠捕获鹿这样的野生动物来满足，或者捕捞河湖中的鱼类、贝类进食。在距今5500—5100年前的长江三峡一处遗址中，墓葬中的一位女性的双臂下面各放了一条大鱼，鱼长半米左右，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并不少见，说明当时的南方古人更为注重鱼类资源。饲养家猪，很可能也有丰富饮食的因素在里面，并不完全是因为肉食缺乏。
5000年以前古老中国“南鱼北猪”肉食格局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环境造成的。北方的河湖比南方少，而且冬季会结冰，因此黄河流域的鱼类资源相比长江流域少很多。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北方古人对黍、粟的驯化较为成功，粮食产量上来了，而同时期南方古人对水稻的驯化还在路上，粮食没有太多剩余，因此影响了南方养猪活动的发展。
不过“南鱼北猪”肉食格局随着良渚文化的崛起而一举改变了。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了多数，这说明良渚古人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养猪活动。良渚文化兴旺的稻作农业给养猪提供了饲料基础。良渚古人如此热衷于养猪，说明他们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居住点附近，从良渚古城巨大的工程量就可以推测，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劳动人员长期聚集一处，周边环境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肉食，依靠捕捞鱼类和贝类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所以才选择了饲养家猪。
在远古时代，良渚文化其实是南方地区的一个特例，是在南方水乡泽国的环境中一次“人定胜天”的史前时代大跃进。良渚古人最大限度地种植水稻，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养活大量的人口，并饲养家猪作为肉食改善营养，以完成巨大的建筑工程。
他们如此热衷于建设城池、房屋和水坝，是与他们神秘的信仰相关的。考古学家从良渚文化中能够感受到良渚古人有着较为狂热的信仰，他们不想建设什么威震四方的“王国”，而是梦想建设一个地上的“天国”，信仰驱动着他们执意要超越自身的时代，登峰造极。
所以，良渚文化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感。从良渚文化衰落后当地兴起的马桥文化来看，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南方古人又恢复到了良渚之前的文化状态，以捕鱼和打猎作为自己获得肉食的方式，他们几乎不再养猪，不再雕琢精美的玉器，他们的社会结构比良渚文化简单得多，就好像良渚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南方地区再现类似于良渚文化这样的“巅峰时刻”，恐怕要等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时了，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距离良渚文化衰落已经过去了约1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