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良渚，让我们放眼全球，进一步了解猪与人的不解之缘。对猪的基因研究表明，中国古人与猪的故事可能比贾湖遗址的时代还要早。对亚洲各地家猪和野猪的基因分析表明，所有这些猪可能有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是在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被驯化的。然后，那里的猪分别向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扩散，就这样进入了今天的中国境内。猪的扩散路线，与我们在上一章描述的现代智人进入中华大地的路线很相似，都是分别从沿海和内陆几路向北进发的。所以，中华大地上最初的驯化猪可能是由现代智人从东南亚带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全世界的野猪和家猪的差别并不大，彼此之间可以杂交。如果按照生物学的定义，严格来说，能够杂交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的动物，就不能算是两个物种。所以，家猪和野猪的区别，只能算是一个物种下的亚种的区别，家猪只能算是不那么野的“野猪”。当现代智人带着驯化猪不断迁移的时候，他们的猪会跑到野外变回野猪，他们也会沿途捕捉野猪与驯化猪杂交，让野猪的野性减弱。如此复杂的杂交状况，让后世的生物学家很难说清家猪到底是在哪里被驯化的。虽然他们一般认为，世界上可能有6个家猪驯化地点，中国的长江流域和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都是其中之一。
所以，家猪的进化过程有点儿符合第一章 谈到的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总的来说，欧洲家猪是欧洲野猪驯化而来的，而亚洲家猪则是亚洲野猪驯化而来的。然而，例外的是，从中国广西发现的古猪的基因来看，它与欧洲的古猪比较接近，与亚洲的古猪关系较远。古人与猪的故事，真够混乱的。
让我们把关系混乱的猪放到一边，来看一看同样起源于中国、关系相对简单的另一种动物—狗。
狗是人类的好伙伴之一，它们显然是从自然界中的狼驯化而来的。这两种动物很相似，但从基因上分析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狗和狼都喜欢吃肉，给它们一块猪肉，它们会摇着尾巴愉快地吃掉；给它们一块土豆，狼会对这种食物不屑一顾，狗则仍然会把这种富含淀粉的食物吃下去。这并不是因为狼自视清高，不吃土豆，而是因为基因决定了它无法消化淀粉。
通过对狗和狼的全部基因组进行比较，科学家发现，在狗的基因组中，至少有三个与消化淀粉有关的基因，都是狼所没有的。其中一个基因负责合成一种能把淀粉分解成单糖的酶，没有这种酶，动物就无法消化淀粉。
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只有那些进化出了消化淀粉的基因的狼，才最终变成了狗。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能够揭示出人类与狗结缘的故事。
中外科学家找来了亚洲、非洲、欧洲的1500多只狗，对它们的基因进行检测，探寻狗的起源问题的答案。基因对比发现，狗这个物种最早可能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南部，时间大约在距今1.6万年前。这种特殊的狼可能是被古人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吸引到居住点附近，从而被古人俘获的。最早被驯养的狗并不是作为猎犬或是住所护卫，而是被古人当成了一种食物来源，那些最初的狗是用来吃的。
今天善良的狗主人们请不要对这个现象感到愤怒，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我们饥饿的祖先吃不饱肚子，提前夭折，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代生活在地球上了。此后，当万年之前南方地区水稻种植开始兴起时，古人有了更多的植物性食物来喂养狗，因此那时就有更多的狗被古人吃掉了，也有更多的狗生活在地球上了。
考古学家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家狗骨骼出土于河北中部，距今万年之前。贾湖遗址也出土了家狗的骨骼，个头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狗最早是食物的观点，古人选择饲养那些肉多的狗并吃掉它们。
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本地起源动物，狗在远古中国广泛分布，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分布在从东北地区到青藏高原的广阔土地上。随着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狗的习性也变得越来越温顺，它们除了作为肉食，也有了看家护院的职责。狗在人类社会里的命运终于开始改变了。
农耕乐土，爰得我所
黍、粟、菽、稻、猪、狗……在新仙女木期的寒冷结束后，华夏祖先如同“开挂”了一般，在开启农业时代之初，出手就是一连串的“王炸”，迅速奠定了中华文明未来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底色。世界上没有任何面积等大的其他区域，在古代农业的规模和技术上能够与中华大地媲美。
这片农耕乐土出现在人间，出现在中华大地，要归功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协奏。
所谓天时，就是“仰韶温暖期”，国际上的说法是“全新世大暖期”，由于这段时光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和夏文化时期的阶段，学者以“仰韶”来描述中国的这段温暖期，其实温暖期的时段远比仰韶文化时期漫长。熬过寒冷的祖先们遇到了一段长时间的温暖气候，可以让他们从容地积累和交流农业技术与农业物种。
在距今8000—3000年前的5000年里，全球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其间虽然偶有降温，但很快又会恢复和煦。而且中国是这次全球温暖期中升温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黄土高原、河北、青海、内蒙古、辽宁地区的植物孢粉沉积情况，气候学家判断距今8500—7200年前这些地区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2~4c。之后的距今7200—6000年前是仰韶温暖期中稳定的暖湿阶段，各地气候普遍暖湿，季风降水波及全国，植被生长空前繁茂。
所谓地利，就是适宜农耕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位于中国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其上覆盖着厚达百米的黄土层，厚厚的黄土是最近两三百万年由西风吹来的。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阻断了东南季风深入内陆，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地区变得干旱，这些地区又恰好位于北半球的西风带，因此西风把细小的沙尘吹向东方，在今天黄土高原的位置沉积下来，日积月累，就形成了黄土高原。
黄土均匀、细小、松散、易碎，有机质含量高，并有良好的保水性，具备“自我加肥”的性能，这片高原对最初的一批华夏农民来说真是一块宝地。最开始的农耕是刀耕火种模式，农民开垦出一块地，耕种一年后休耕，换另外的地块种植，否则土地肥力会下降，土质会变差。而黄土高原的土壤只要保持好水土，就不存在肥力下降的麻烦。而且在仰韶温暖期开始的时候，气温比今天高，当时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很优越，大量植被覆盖地表，水土流失并不严重，非常适合黍、粟、菽这些旱地作物的连续种植。
所谓人和，就是我们的祖先以自己的智慧对工具的革新、对各种野生品种的驯化。前面我们已经领略了他们对于植物与动物资源的驯化，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以传统的石斧砍伐树木，用石铲松整土地，使用石镰收割野生和驯化的农作物，使用石磨盘、石磨棒把采集的果实和收获的籽粒磨碎。这些工具是沿用自渔猎采集时代的用具。为了适应农耕的需要，他们对石器进行改进，比如制作出椭圆形的斧以及穿孔斧、穿孔铲等复合式农具。他们还发明了新的挖土工具—耒耜。耒耜由采集时代挖掘植物根茎的尖木棍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类似铲子的模样，是中国古代最流行的农业生产工具，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一直是华夏远古农民的重要工具。
天时地利人和，仰韶温暖期的各处遗址出土的大量粮窖告诉我们，祖先们的粮食越收越多了。他们不再像渔猎采集时代那样四处游走寻找食物，而是能够长久地定居，守住自己的一方水土惬意生活了。相对于渔猎采集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学者曾经估算仰韶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规模，这个区域大概包括今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陕西省的全部或大部分面积。距今8500—7000年前，也就是粟、黍等农作物和猪、狗刚刚被驯化不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大概只有20万~30万。当然这个人口数量可能也已经比渔猎采集时代高一个数量级了。
到距今7000—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温暖期最为暖湿宜人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可能先是突破了100万大关，然后又逐步增加到200万左右，比起之前又增加了一个数量级。在这个时期，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开始风靡中国北方。
在接下来的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旱地农业已经相当成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再次翻番，可能达到了400万~700万的规模。到这个时期，似乎有来自几个方向的文化都向中原地区辐射。以东北方为基地的红山文化越过燕山山脉，向中原扩散；正北方向内蒙古中部的文化越过阴山山脉，向中原挺进；以西面的陕西为基地的仰韶文化越过黄河，向中原扩散……
这种文化汇聚的现象，让学者们不禁联想起中国上古神话中黄帝、炎帝大战蚩尤的传说。不论上古传说与真实的远古文化有几分吻合，此时中国北方大地上呈现出的文化景象就是—逐鹿中原。
逐鹿中原的参与者，与其说是来自各方的人群，不如说是来自各方的远古文化。进入农耕时期后，大地上的人口增长了至少两个数量级，大量的民众开始定居生活，人口密度很大，而且形成了许多繁荣的聚落。如果说农耕时期之前我们的祖先处于基因流动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的祖先更多地处于文化流动时代。逐鹿中原并不是携带不同基因的人群向中原汇聚，而是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向四周扩散，包括向中原扩散。这种扩散当然也是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实现的，但并不是像农业开始之前空旷大地上的人群迁徙，而是不同人群都有着相当多的人口，有着相当多的物产和文化产品，人群与人群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他们通过馈赠、贸易等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技术，输入别人的文化和技术。
与北方地区人口爆炸式增长、各种文化逐鹿中原相对，南方地区似乎渐渐落在了后面。除了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这个特例外，南方地区整体上处于不温不火的缓慢发展之中，一副“小邦寡民”的模样。
在基因流动时代，南方曾是蓬勃发展的先行者，是携带不同基因的各种人群积蓄力量的摇篮、向北方扩张的始发站。进入农耕时期后，为什么南强北弱的势头出现了反转，变成了南弱北强呢？
答案可能要从地理环境中寻找。南方气温比北方高，自然环境中动植物资源丰富，遇到冰期受到的冲击也小，因此在农业出现之前，南方更适合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生存。农业出现后，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以粟、黍、菽等农作物构成的旱作农业发展起来后，南方相对于北方的生存优势就消失了。
即使手握驯化出的水稻，与拥有容易开垦的黄土土壤、大片可以耕种的平原的北方相比，南方的农耕也劣势明显，比如：土壤多为紧密的黏土，植被太多遮盖土地，在青铜时代到来前，用石制工具开垦南方田地比北方困难；山岭密集，河网纵横，分割了原本就不多的可耕种平地；降雨量大，容易出现洪涝灾害；缺乏连片农耕区做物质基础，南方孕育的文化在规模上无法与北方的文化相比；水稻田的高产对于农业技术的要求更高，从育苗到收获，南方农民需要掌握平整水塘、修建水渠、维护田埂等一系列技术……南方相对于北方的再度崛起，至少要等到公元后几百年了。
农耕时代的来临，从基因方面给古老人群带来了两个变化。
其一是农业人口的基因逐渐占据了人类基因库的主流，凭借粮食养育的更多人口，原本狩猎采集者基因型一统天下的世界，转变为农民基因型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流、大众，狩猎采集者基因型越来越成为末流、小众。
其二是虽然农业人口增加了，但是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并没有相应增加，至少在农耕时代的早期如此。一旦从漫山遍野暴走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俯身默默耕耘的农民，大量古老人群越来越倾向于定居生活，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转转，除了自己所在的部落、村落外，几乎不再与远方其他人群发生关系。这种不完全的“生殖隔离”意味着，在仰韶温暖期时代，不同区域的农耕人群基本保持着自身的基因型特色，大规模的人群间基因融合，还要稍等一段时间才会降临到中华大地。
而站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历史节点上，文化的初步融合远比基因的交流融合更为蓬勃。北方各路文化正纵横捭阖、群雄逐鹿，如同历史夜空中璀璨之群星。很快，来自北方的罡风即将呼啸而来，给中华大地制造一次凤凰涅槃般的巨变，我们的祖先将走向下一个新时代。
小贴士 人类是如何开启农业的
在古代，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多大的土地？那要看他们靠什么方式获取食物。
依靠狩猎获得食物，每平方千米土地大概只能养活0.001~0.05人，也就是说，从事狩猎的五口之家需要100平方千米的“狩猎场”。依靠农业获得食物，中国古代有个形象的说法—三十亩地一头牛，可以养活五口之家。30亩地相当于0.02平方千米。也就是说，农业人群所需的土地只是狩猎人群的万分之二。农业让人类能够获得的粮食大大增加。
农业的确有优势，但远古人群未必愿意选择当一个农民。毕竟，狩猎和采集并不是特别艰苦的谋生方式，狩猎采集者不需要太辛苦劳作，也不用养太多的孩子做帮手，他们只要经常迁徙到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可以拥有不错的生活。一旦变成农民，就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下来，养育比较多的孩子，辛勤工作，劳动成果还要受到干旱、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扰，劳心劳力。
那么，为什么远古的一批人选择成为农民呢？他们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在某个时期，狩猎采集者丧失了迁徙生活的能力，或者为了某个目的放弃了迁徙生活。
距今1.2万年前左右，地球上经历了一次寒冷的新仙女木期，动植物资源都明显减少。在西亚地区，很多部落在寒风中难以长距离迁移，只能就地扎根，生产自救。当时西亚地中海沿岸有一个纳吐夫文化，这批古人反复尝试驯化、种植野生麦类植物，希望从这些植物上收获籽粒补充自己短缺的粮食。随着寒冷的持续，他们每年都要驯化、种植野生麦类植物，这就是农业的开端，由龟缩在避寒地的古人们艰难地探索出了新的生产模式。
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处：西亚—北非、东亚、墨西哥—南美安第斯山区。这些地区的农业萌发地并不是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带，它们基本上是半湿润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在冰期来临食物短缺的压力下，相距万里的古人不约而同地从狩猎采集方式向培育动植物的方式转变，虽然播种之后需要等待收获，收获的粮食不多，而且营养也不如狩猎采集获得的食物，但至少收获量是基本稳定的，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
这些坚强的古人熬过了寒冷的冰期，并在冰期之后迎来了海阔天空的农耕时代。
在亚洲西部，刚刚开始耕稼的农民们持续不断地同相邻的部落交换各种技术、知识、种子和饲养牲畜的经验。短短数百年间，在当地各处水源充足的平原和山脚，农耕村落的数量不断增长，并且形成了各种改良的小麦、大麦和山羊、绵羊的聚集中心。许多其他种类的作物也被迅速纳入古人的驯化计划。各种扁豆开始作为补充性的作物出现，在条件适宜的地方，橄榄、葡萄、无花果和椰枣也成为对人类有价值的作物，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和香料也为人类的食品增添了多样性与营养。人类还从亚麻植物中提取出纤维，进行纺织。
放眼全球，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古人们驯化了粟、黍、菽和水稻；在美洲大陆，古人们驯化了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烟草、辣椒、向日葵、南瓜、蚕豆等。此外，古印度人驯化了棉花，东南亚古人驯化了芋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古人驯化了高粱、珍珠米、非洲米……
而且，一旦某种农作物被驯化出来，它就会被古人们快速扩散到远方适宜种植的地区，除非地理阻隔非常大。这是因为，在农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地球上有大量尚未耕作的肥沃处女地，首次种植农作物的产量会非常高，但是如果连年种植，土壤就会肥力下降、板结难垦。所以，我们的农民祖先们会在一块地上种植一季农作物后，就跑到旁边还未耕种的另一块地上去种植，把前面种过的地撂荒在一旁。
因此，冰期过后最早的那批农民从事的可能并非纯定居农业，而是迁徙农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就有利于某种农作物快速传播到远方。他们还放火烧荒，把丛林烧掉，露出可以开垦的肥沃土地。据估计，早期农民人均耕地可能是现在农民的9倍。当然，那时候的农民人数非常少，但他们到处放火种地的行为，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很可能造成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一次显著升高，到距今6000年前尤其如此。
有科学家猜测，冰期过后地球环境进入长达几千年的舒适的温暖期，一方面是自然原因使然，另一方面是人类放火开荒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上升，又反过来促进农作物增产。科学实验发现，在二氧化碳升高的时候，大量植物的产量都升高，其中野小麦和野大麦的产量上升得尤其高。这就形成了“正反馈”—古人选择了产量高的野生农作物进行驯化，他们的开荒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驯化农作物的产量。
听上去农业起源与扩张的过程令人欣喜，但其实农业也给古人带来了烦恼，比如疾病。
定居的农业群体极易受到病菌、细菌的感染，因为他们不再像狩猎采集者那样经常迁徙，人们不得不同自己制造的各种废弃物密切接触，生活在更加肮脏的环境中。原本现代智人离开充满各种病菌的非洲热带地区，进入欧亚大陆气候宜人的温带地区时，他们受到病菌的危害减弱了，但是在他们从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后，病菌危害又复燃起来。
再加上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他们与各种牲畜亲密接触，许多畜类疾病传播到了人的身上。比如基因研究表明，可能是长期以来对人类构成最为严重危害的病毒—天花，就是从阿拉伯骆驼身上传染给人类的。此外，还有各种流感、麻疹等，也都来自其他动物。
更典型的例子是肺结核。结核杆菌能够引发人类肺结核，这种传染病每年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丧命。基因研究表明，最早的结核杆菌可能在几万年前的非洲诞生，不过当时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很小。今天流行的结核杆菌的共同祖先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正好是农业诞生的时间。甚至在地点上，结核杆菌从西亚的新月沃地诞生，随着早期农民的迁徙和交流，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人类农业社会的发展，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还促进了结核杆菌的快速传播。
第四章 草原之路——激发东亚文明的传输宽带
这是一座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面积超过了400万平方米，同时代的良渚古城也只能排在这座古城的后面。
这是一座三重城址结构的古城，方形的城墙内外三层，将城市分成了外城、内城和皇城台三部分。
这是一座建筑技术精湛的古城，城墙内实夯土，外砌石块，石砌墙体非常平整，连墩台拐角处都呈直角，堪称建筑杰作。
这是一座防御固若金汤的古城，城门结构复杂，包含内外两重拱卫城门的瓮城；城墙分布着凸出墙体的马面和角台，无死角地守护着城墙。
这就是石峁古城，4000年前屹立于今陕西北部神木境内。城池面积如此巨大且军事防御如此强大的古城，它的建造者是谁？它要防御谁的侵袭呢？
石峁疑云
石峁古城大概从距今4300年前开始建城，延续了300年后遭到毁弃。古城刚好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山地区域，向北是绿色的无垠草原，向南是黄色的松软土地。这座古城神秘地未见于史书之中，因此要探寻石峁文化的来龙去脉，只能依靠考古发掘。
石峁文化与中华大地有着很深的文化联系，从其对玉器的推崇可见一斑。石峁遗址的城墙墙体里镶嵌着各种玉器，比如玉铲、玉璜等，这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恶作剧，而是建造者精心地把雕琢好的玉器成品插入垒砌石块的缝隙中。在石峁文化的墓葬中，也出土了玉器陪葬品。我们知道，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很早就孕育了玉文化，早期他们把玉器作为与神灵沟通的物品，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到东南地带的良渚文化，崇玉的传统一直非常浓郁。石峁文化显然也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之中。
同时，石峁文化又充满了军事和暴力的色彩。他们把玉器镶嵌在城墙里，这确实表明他们对玉文化的崇敬，同时他们的目的也非常鲜明：借助玉请来神灵，保护自己的城墙稳固不破。此举有着强烈的军事防御的目的。
石峁遗址中已出土几处彩绘几何纹壁画，均发现于城墙或城门上，据此可以推断它们是用来装饰城墙的。这些壁画年代并不相同，可能为不同时代翻修城墙时所留下的。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等颜色绘出几何图案。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彩绘壁画已经使用了起稿线。起稿是壁画绘画中的一种工艺，就是在正式作画之前的一种轻描的图案。此前国内已知最早使用起稿线的壁画是在唐代壁画里发现的。而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壁画，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绘制的。也就是说，这次发现一下子就把唐代先进的绘画技术的诞生时间往前推了几千年。
抛开艺术价值不谈，石峁古人为什么要在城墙上彩绘壁画？难道只是为了美化居所、赏心悦目吗？当然不是，城墙上的壁画与城墙里的玉器的功能是类似的，石峁古人通过壁画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这愿望可能也是与增强军事防御相关的。
更为可怕的发现是以人为祭祀品。考古学家在石峁古城外城东门城墙附近清理出两处遗迹，每一处遗迹里面集中摆放着24具头骨。经过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上有明显的砍斫和灼烧痕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悲惨的死者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此外，在城址夹道间、城墙通道上、地表活动面上，也发掘出了数十具头骨，他们应该也是作为牺牲之用。石峁古人通过这种血腥的献祭活动，再次祈求神灵能够保佑城池永固。
4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粟、黍、菽这些旱地作物生长的好地方。石峁古城周边的农耕水平已经比较发达，支撑起了石峁文化的繁荣，让石峁古人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巨大的城池，积累各种财富。重重防御的城池，也表明石峁的财富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周边势力的觊觎，战争和侵扰可能比较频繁。那些被杀死作为牺牲的人，很有可能来自通过战争劫掠的人员。
坐拥石峁古城展现出的强大实力，石峁古人到底面对着什么威胁，令他们即使躲在牢固的城墙内也寝食难安呢？
威胁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但是能够和敢于突袭石峁古城的人群，最大的可能来自北方草原。
马：我从草原来
人类所驾驭的马属于家马，来自对自然界的野马的驯化。与上一章所说的狗的命运类似，远古人类一开始只是把马作为一种食物来源，他们要么采取集体围猎的方式捕杀野马为食，要么在其他猛兽杀死野马时集体出动，赶跑猛兽，夺取野马肉。
考古学家在中国山西北部的一处远古人类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野马骨骼，发现几万年前的北方祖先们就捕猎野马。在冰河时代，他们不仅具备了大规模捕猎野马群体的能力，而且能够有所选择地只捕猎壮年野马，因为壮年野马的脂肪和肉量比较多。
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出现，古人在粮食充沛的日子里，偶尔捕捉到的小马也就不急于杀死吃掉，而是先养起来。久而久之，野马逐渐变成了家马。
最早的家马可能诞生于距今6000—5500年前，地点是中亚地区，考古学家在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遗址中找到了若干古老的烹饪器具，从中提取出马奶的成分；遗址中还出土了十几个马颌骨，骨头上有缰绳造成的损伤。这些发现表明，当时的古人已经有了饲养家马的牧场，并且长期饮用马奶，用力气很大的马来帮忙干活。
所以，家马应该是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的。中国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一种普氏野马，在中国许多古人类遗址中都曾经出土这种野马的遗骸，范围从新疆西部到台湾海峡一带。考虑到普氏野马在历史上的广泛地理分布，以及欧亚草原史前人类的频繁活动，一些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早期的家马源自普氏野马。但是，古代家马与普氏野马的线粒体dna分析表明，普氏野马与中国古代家马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远，并不是中国古代家马的祖先。中国古代家马的母系基因来源复杂，说明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很早的时代。追根溯源，中国家马的祖先应该也来自中亚地区。
当野马变成了家马时，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命运就被改写了，而且它们的地位比由狼驯化而来的狗高得多。马的牵引力和驮力可以帮助古人大量运输物品，提高了古人的迁移能力。更令人欣喜的是马奔跑时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它让人类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极限，拥有了迅速到达远方的能力。一开始，人类可能还不善于骑马，也缺少骑马所需的固定身体的装备，但是至少他们是可以骑在马背上长距离迁徙的。
最晚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广泛采用骑马进行移动的游牧群体就向欧亚大陆草原带的四面八方扩散，甚至冲出草原地带，进入农耕人群的世界。比如在家马刚刚出现不久的草原带西端的乌克兰地区，草原人群就开始与农耕人群交换他们的牲畜、兽皮和羊毛，并且很快，草原人群开始时不时地骑马突袭农耕社会的村镇，抢劫农耕人群的财物。
马、牛、骆驼等大型食草动物的驯化，给远古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游牧。古人发现，他们可以借助驯化的动物在草原上生活，脱离或者部分脱离农耕生活方式。所以，游牧其实是从农耕社会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古老的渔猎采集方式过渡来的。毕竟，驯化大型动物是以农耕社会的粮食积累为前提进行的。
游牧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粹的游牧方式，游牧人群整体赶着牧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走，他们在一年中会在若干个牧场停留，最后又回到起点。有大型动物的帮忙，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变得很广阔，达到方圆数百千米。从蒙古高原到中亚草原，再到西亚和北非的草场，历史上大量的牧民是从事纯粹的游牧生活的。
另一种游牧方式是季节性游牧，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农耕村庄里，而另一部分人赶着牲畜活动，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在某个季节比如夏季赶着牲畜前往高山牧场，游牧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还会从事农耕、采集和其他副业。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华夏地区。在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大地上，家马似乎是较晚且突然出现的。考古学家很早就发现，家马和马车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朝晚期突然大量出现，在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河南、陕西、山东等商朝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用于殉葬与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里面也发现了马的遗骸。在商朝晚期之前的很长时段里，在距今4000—3300年前的遗址中，极少出土马的遗骸。更早的远古时期的马的遗骸，主要是作为食物的野马，并非家马。
而且，在欧亚大陆的西部，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四轮马车到双轮马车、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牛拉车到马拉车的发展序列。但是商朝晚期突然出现的马车，直接就是有辐的双轮车，马车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大地缺乏把家马逐步驯化的过程，以及马车由最初发明到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这再次证明，家马的驯化和马车的发明都不是在中华大地进行的，商朝晚期出现的家马和马车应该是从外界输入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把中华大地的范围囊括到北方的草原，我们会发现，中国北方草原可能比中原地区更早接触到家马和马车。
比如内蒙古东南部的喀喇沁旗，在距今4300—3600年前属于一个较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势力范围。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时期的4匹马的马骨，基本判定都属于家马。从这些马的dna分析，这里的马匹可能来源复杂，当时这里的古人可能与周边频繁进行马匹的交流活动。喀喇沁旗位于欧亚草原带的东端，向南越过燕山山脉就进入中原地区。携带着家马和马车技术的游牧人群在草原内不断扩张，估计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已经扩张到了蒙古高原。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区域应该比中原地区更容易接触到从中亚沿着草原带传播的家马和马车技术。
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回答前面的问题：石峁古城的建造者到底在防御谁？他们可能是在防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马车和马匹，经常快速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
在验证这个回答时，基因技术再次展现了奇妙的一面。石峁古城不是出土了一些祭祀所杀的人的遗骨吗？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祭祀坑里的死者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这说明他们的家乡在石峁的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带。
石峁文化人群要么就是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要么就是与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而那些游牧人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却与石峁文化人群的关系较远。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带劫掠回来的人员。现代基因技术虽然不能挽救他们的凄惨命运，但是至少可以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是哪里。
那么，石峁古城的“自家人”又是什么人群呢？基因分析表明，他们与当时盘踞在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这些人群应该都是仰韶温暖期中的农耕社会在人口不断膨胀、扩散后形成的各地文化人群。家马和马车技术在草原上的传播，给农耕人群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游牧人群。农耕人群与游牧人群在历史上的对峙和融合，将旷日持久，直到近代。
不论农耕人群还是游牧人群，在生物学上都属于人科人属现代智人种，都是走出非洲的智人祖先的后代，在智商和智慧上属于同一级别，因此家马和马车技术并不会只掌握在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手中。中华大地上的农耕人群自古以来就有拿来主义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打破了游牧人群对家马和马车的技术垄断。
从晚商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各个人群在中原逐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骑兵和战车，而家马和马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就更频繁了。农耕社会对于马的喜爱丝毫不亚于草原社会。
比如在陕西省咸阳市一处西周中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4具家马的骨骼，它们的线粒体dna检测结果十分有趣。这4匹马的基因型都比较疏远，其中2匹马的基因与中亚和欧洲家马的基因相近。显然这不是有人骑着马一路从欧洲跑到了东亚，而是当时的人群在马的贸易上非常频繁，因此某个地方的马会被频繁转手，几代之后，某类马就出现在了几千千米之外的远方，它们所携带的基因也随之漂流。4匹家马来源不同，暗示西周与周边人群之间的马匹贸易以及其他贸易是很频繁的。
马的基因还告诉我们，这4匹马的毛色竟然都是枣红色，它们的外貌是单一的。显然，这几匹马的拥有者特地挑选了枣红色的马。西周时期上层贵族有繁多且严格的礼仪制度，他们在礼仪活动中可能对马匹的毛色有一定的追求，比如要求马匹都是某种颜色的。这可能就是4匹马的基因型不同但毛色一样的原因。
最迟到商周时期，中华大地已经全面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
青铜：远古王者的荣耀
地球表面的岩石在风化作用下会破碎，变成土壤，让植物从中吸收营养，让人类能够开垦农田，养活自己。其实，很多岩石里面含有各种金属元素，比如金、银、铜、铁、锡、铅、锌等。这些金属在自然界很少会以单质形式存在，往往会形成化合物，牢固地“镶嵌”在岩石中。
人类要想从岩石里提取和提纯这些金属，都需要借助火烧，利用冶金术来实现。人类用火制作陶器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他们会有意识地尝试用火烧各种东西，包括含有较多金属成分的岩石，在高温焙烧过程中，孔雀石这种矿石很容易被木炭氧化还原而熔炼成金属铜。这可能就是铜冶金术的起源。
从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现看，西亚地区是人类冶金术出现最早的地区，那里诞生了最早的红铜制品。国外考古学家曾经统计西亚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及其制作年代，发现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其中，西亚最早的铜制品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那时西亚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了。当时人们一般利用的是天然铜，如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出土的天然红铜钻、铜丝别针、孔雀石珠，伊朗中部锡亚尔克丘出土的红铜针等。距今8000—6000年前，西亚地区所见的金属除个别的铅、银和铁质外，基本为红铜，种类多是小件工具或装饰品，比如斧、钻、锥、珠、片、刀、铲、扣、管、凿、指环、手镯、印章、权杖头等，而且都使用了锻造技术。于是在这一时期，西亚的人类遗址里开始出现与铸造有关的物品，比如坩埚、炼渣、矿石及冶炼遗迹等。
砷铜是人类最早掌握的二元合金技术，砷铜技术和制品也是在西亚地区诞生的。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砷铜矿，容易冶炼。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砷铜在西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诞生并风靡周边，冶金术向四周传播，紧邻东亚的中亚地区也出现了冶金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