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争论西医好还是中医好这类的问题，尤其是西医从业人员，过去很多人质疑中医的效果，从国家顶层的思维看，这都是小孩子一样幼稚和愚蠢的思维，仿佛要非此即彼，只能要一个。对于成年人而言，既然都有用，那么肯定是“我都要”的态度。
在新时空，这几年随着中医通过“智慧中医诊疗系统”打破了过去无法标准化和逻辑化的界限，让过去的阴阳五行之类的“神秘学”元素，被现代数据化的参数体系所代替，也可以说是终于打破了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之间的无法相互理解的藩篱，现在包括大部分的西医师，也认为中医不再是无法用现代科学来定义和描述的“神秘学”，而是有东方特色的科学化医学体系，未来中西医的完全融合和彼此参照，确有必要。
中医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达成的突破，还带动了植物药为主的中药体系和中药产业的大发展。因为西药主要是以化工药和基因工程等为基础，不像是中医，主要是以植物药为基础。所以中医学的突破，当然带动了全国对植物药需求的增长，这一轮的增长，还影响到了全球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医学的普及中，这些国家与中国是同步的，中医的全面突破，在这些国家也开始全面普及，他们也非常重视。
他们重视的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治未病”，哪个国家不想自己的国民发病率降低呢？第二个则是中医的很多治疗方案的医药成本，远低于西医疗法，对于收入普通的底层民众，意义更大。因此就算在国外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医也是有很多狂热支持者的，他们把中医叫做“社会主义人民的医学”，这些国家的很多医生都是经过当年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他们对于依靠两把草药，就能救回人命，当然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深刻记忆。
陈岱翰回到家里，发现老父亲不在，他询问妻子：“父亲在哪？”
妻子努了努嘴，说道：“老爷子今天可精神着呢，自己穿着机器人就去遛弯了。”
陈岱翰有点哭笑不得，老父亲属于半失能的老人了，现在有了机器人，可算是重返青春了，难怪这么兴奋。胆子也大，直接就用机器人上街了。
不过陈岱翰为老父亲准备的这台最新型的养老机器人，确实功能比较强悍。它首先是一个人工智能一体化护理床，把护理床、电动轮椅、移位功能、移动排泄等，都集中在了一台机器人身上，说白了这个机器人ai可以根据老父亲的需求，随时变化为护理床形态、或者轮椅形态，甚至可以是站立行走的形态。
这种站立行走，就是养老机器人的第二大功能系列，它还是一个外骨骼行走机器人——可以通过运动神经元，获取失能老人的大脑信号，使得老年人可以在ai辅助下，独立行走。
基本上，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与这样一台ai管理的多功能机器人绑定，大致让自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和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台机器人，本身也是老人的信息和娱乐平台。例如老人要与儿子通电话包括视频电话，告诉ai一声就可以启动绑定的通讯设备；例如自带健康和康复功能，能够对老人进行定时的电按摩，或者协助操作其它的康复训练。
对于陈岱翰这样当儿子的人来说，对养老机器人最看重的，当然是护理，ai管理下基本上能完成95%以上的普通护理，除非一些需要医学高端专用设备的护理，这就让家人的负担，变得很轻松。以前对老人的医学监护，主要是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来不但监测各种身体的数据指标，现在这些设备，都已经整合到机器人中，使得机器人还有第三大功能：医学辅助和护理机器人。
不过对于老人自己而言，恐怕情感陪护，才是最重要的，这台机器人几乎就是他新的儿子，因为每天随时随地陪着老人，与他说话聊天的，主要就是这台机器人。
陈岱翰知道，现在这类机器人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对于很多脑子已经有点糊涂的老人而言，恐怕机器人的智能程度，已经不比他们残余的智力水平差了，至少，已经比猫猫狗狗这类宠物的智商高多了，所以在情感陪护方面，ai机器人，正发展出越来越强的功能。
他的老父亲使用的是重型的养老机器人，这是因为老父亲已经半失能，再发展下去全失能瘫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只能使用这样集成了护理床、排泄系统以及轮椅系统的重型机器人了，全部系统的总量超过了100公斤。如果是那些健康的老人，只需要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就已经足够，全部系统的总量可以控制在20公斤左右，其实是很轻便的。
不过如果在家里，父亲是可以暂时把部分系统留在一边，需要用的时候再接上，只使用外骨骼行走坐卧功能即可。这种外骨骼机器人拥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可自主更换手爪，可依任务的不同，智能更换手爪，对碟、碗、托盘、刀叉勺筷、杯、平板、手机等日常生活用品，进行抓取和握持。在是父亲在家里很喜欢的小运动，指挥ai不断更换手爪，抓取家中的不同物品。不过有的时候陈岱翰看到父亲，如同孩子般的欢乐，自己反而有点难过，这可不是他印象里精明强干的父亲啊。
不管怎样，这台软件不断升级的养老机器人，可算是帮了陈岱翰一家的大忙。在他看来，基本上除了极少数事情，需要他或他的妻子，来人工干预以外，这已经相当于请了一个专职的护理员。
ai不仅能够完成定位、健康监测、一键呼救、语音通话、医学常用指标检测等最为常见的功能，而且越来越智能化，能够基于对父亲行为模式和身体状况不断深入的了解，更好地建议和管理父亲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饮食医药。这他娘的估计他这个儿子都做不到，毕竟他根本没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来陪护父亲。
陈岱翰不由自嘲到，估计自己老了，也会重复老父亲今天的故事，难道还能指望儿女，有时间能充分地陪护吗？真正的老年伴侣，就是机器人了。它甚至可能要比老伴更可靠，毕竟它永远不会抱怨，最多就是笨一点。但或许等到三四十年自己彻底老的时候，机器人肯定会比那个时候的自己要聪明了。
不过也许不需要父亲现在使用的这种专业机器人了，而是通用机器人可以完成一切，例如现在的家务机器人，同一个人工智能，可以为主人搞定一切的生活需求，包括养老，无非是接入不同的服务模块罢了。如果家务机器人可以接入父亲现在使用的电动轮椅或者护理床之类的，那么不就是一台养老机器人了吗？
自己家里算好的。国内现在也有不少的“空巢家庭”，他们的子女都在异地工作，由于还没有定下来，把父母接过去的打算，也不会马上操作。所以对他们而言，显然养老机器人就更重要了，这是未来养老的最基础模式了。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时代，无论是陈岱翰工作的智慧中医诊疗系统平台，还是他父亲赖以像常人一样正常生活的养老机器人，都属于中国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的数字化社会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人工智能管理是它最突出的表面特点，但真正困难的，别国难以实现的，其实是背后各种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就算是把视野，缩回到陈岱翰父亲使用的养老机器人，这是个范围很小的领域，其实也不仅仅是指发展外骨骼智能机器人，更重要的同样是一个国家系统：一个以软件为中心，搭载模块化硬件的外骨骼机器人生态系统，它犹如向各种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个类似电脑或者手机的操作系统。开发者们因此就可以在此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推动外骨骼机器人，快速落地，加速其产业化进程。
很显然，如果没有这个外骨骼的操作系统，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外骨骼机器人，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会让这个产业难以推广和普及。而国家提前投资做了这个公共部分的事情，就让这个行业上了快车道，因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无需行业的开创者们，还需要自己花费大钱，去研发这样不赚钱的操作系统。
各种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应用，正逐步把中国本土的先进程度，相比其它国家拉大，即使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样。中国这些年庞大的数字化社会建设的前置基础设施投资，现在开始发挥巨大的牵引作用，让中国社会，不断地朝着中级和高级数字化社会升维。
第467章 盛世华章之党与政
台上来自中央党校的何教授讲得神采飞扬，台下的陈建业边录音，一边还在笔记本上，随手记录着自己的感想和领悟，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陈建业在西南某市的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些年他感觉压力最大的，就如如何在数字化的新时代，理解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逻辑和趋势。很多人是不关心这个的，反正中央说了怎么做，他们跟随就是了。但总有陈建业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要搞懂背后的逻辑，要用自己的理性、知识和思考，来确证中央的决策思路是正确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径是合理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作为gc党员和gc主义者的本分和职责。
何教授今天讲的，对于多数人是比较“偏”的内容，而对于陈建业这样理论功底深厚的同志，也是他思维上的盲点，所以他听得非常仔细。
何教授先向台下的听众们（包括陈建业这样的党务人员和一些青年干部党员）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注意到国家这些年的理论阐述中，更多地使用了列宁的很多理论？这背后包含了中央领导全球社会主义体系前进的什么逻辑？
这个问题引发了陈建业等人的极大兴趣，因为这是过去他们并没有关注、被他们忽略的事实，因为应用列宁理论再多，也不会超过对主席和领袖两人理论的引用，难怪被他们忽略了。
何教授的解释是：这首先是世界革命的实际需要，例如对亚俄和中亚，他们最熟悉和最能让他们的党员和同志信服的，当然就是列宁同志。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大量的俄罗斯人以及中亚民族的同志，中国对于他们，总是“熟悉的陌生人”，主席和领袖两人的理论，在他们中间普及的程度和引起的共鸣，当然不如列宁同志。
从中央的角度看，列宁与主席和领袖理论，是高度共鸣和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与列宁理论之间的一致性。所以列宁理论，完全可以是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gc党员思想融合的“润滑剂”和“黏合剂”。
列宁的思想，由于其与斯大林革命阶段的不同，天然地倾向于“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那个时代最有号召力，也成为列宁理论的核心诉求。到了斯大林时代，民族和沙文主义的色彩加强了，更强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于国际革命的考虑和支持，更多地从是否有利于前苏联的本身利益出发。本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动机和领导机构的第三gc国际，逐步变成了代表前苏联利益、而不是全体社会主义信仰者利益的机构。
在列宁理论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真诚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例如列宁和党在1913年左右，坚决地反对沙俄企图让外蒙从中国独立的企图，列宁也确实想要解除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其它国家强制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不过列宁答应归还国土之类的，大致属于当时国人的天真梦呓。
后世大多数的史家，把列宁他们这段主张的过程，完全归结于当时前苏联“立足未稳”，所以“结好四邻”的权宜之计。等到列宁去世，斯大林当权，原来的临时策略全部被推翻，斯大林坚决地推进了外蒙独立，并且力图保持那些苏联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例如中东路等。说白了，苏联放弃的不平等条约，例如放弃在中国的俄租界，那不过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继续沙俄的做法，利益太小，反而彻底坏了自己名声而已。
何教授认为，这种说法肯定不是全错，但也不是全对。因为列宁当时的主张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他设想的革命道路，本来就不限于俄国，而是全欧洲，最好再带上中国这样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是世界革命，必须对全球的革命者都保持公平和平和等，所以帝国主义侵略之类的，他们当然要坚决反对。
到了斯大林时代，理想主义消逝，斯大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让苏联这个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活下来并发展壮大，他的革命策略转化为：为苏联谋取一切的利益，所谓的世界革命，成为牵制资本主义力量、为苏联创造发展环境的手段，而不再是革命的目的。一国要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嘛，哪怕掠夺别国的利益也是可以的，只要这个别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盟国。其实到了后来，对于东欧的社会主义盟国，同样要掠夺，这就过线了。
理解了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前苏联上层建筑的革命思想演变，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央这些年强调列宁的相关理论思想，关键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已经走过了自己特色的“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历史螺旋上升，又到了强调世界革命，发动全球底层民众的时代，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有其合理性和影响力。第二则是亚俄和中亚，在其最初发展中国模式的20年左右，与其用中国两位领袖的理论，来说服他们的党员干部，还不如直接用列宁的理论，更能够深入人心。
何教授的这段话让陈建业恍然大悟，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何教授的这个说法：前苏联在第二个阶段，即强调本国利益，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广义的“斯大林”时代，就已经折戟沉沙。而新中国则已经走过了这两个阶段，进入了前苏联没有能够进入的新的第三发展阶段：因为国家已经极其强大、富裕，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对于全球社会主义的总体发展的态度，也就从列宁的“利众”到斯大林的“利己”，发展到了现在中国的“利他”。
利众和利他，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理论和思想共鸣性更高，但也不能说斯大林的“利己”就是恶的，那是针对现实压力的策略调整。当然，后来苏联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搞得上层建筑都演变为“利己”，让苏联彻底崩塌，是另外的一回事。
所以现在中国统合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gc主义信仰者的思想，以毛李主义为主，列宁主义为辅，就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世界革命的“最大公约数”嘛，尤其是亚俄和中亚，因此而说服其忠贞的党员和干部，就容易得多。
陈建业敏感地体会到，何教授所言，其实就是这些年党的理论总路线，不仅要指导国内党员的思想，还要指导国际上社会主义各国的gc党员的思想，形成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合力和统一。
他内心感慨了一下，继续仔细地聆听何教授的进一步阐述。
何教授认为，毛李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统一，还在于排除两种有影响的错误或者误导性思想的干扰，保持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平等原则的初心和发展道路。
第一种，是要排除“资本主义民主派”的欺骗性，因为中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完全压倒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所以在这些国家，广泛地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派”，这些人思想上承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性以及其它的破坏性，承认国家体制要对这些负面进行限制；但同时他们又认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过于严苛，过于强调底层民众利益，而忽视社会精英阶层；过于强调平等和公平，而忽视精英人物，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突破和进步。
这种“资本主义民主派”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就像国内的小富人阶层的成员，在思想上与他们真的有很多的共鸣。
在中央看来，这当然是胡扯，无非是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成果彻底压倒了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正面进攻就改成侧面。强调精英效率，无非是说如果重视精英（资本主义人上人），中国能够发展得更好；强调资本主义改良，无非还是留恋资本主义，不愿意上社会主义的船。总之，东拉西扯，含含糊糊想说的，不过是在中国模式之外，一定有符合他们心愿的更好的人类发展模式，不愿意承认和接受，中国模式是目前人类寻找到的最好的发展模式。
其实就是这样的思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搞得不好，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不好，改良后可能就好了；中国社会主义搞得好，也只是相对其它国家而论，如果精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同步就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
这样的思想，完全没有坚实的逻辑性，陈建业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对这套玩意发自内心地相信呢？
但是不能否认现实中，这个在资本主义国家影响力很大的思想派别，尤其是要重视这种思想，在亚俄和中亚等地，对干部阶层的诱惑力，如果自身没有思想上的抵御力，还是很容易把自己代入他们描述的“指导人类前进的精英”的人上人的幻梦之中的。
面对这种思想潮流，列宁主义一点都不“古老”，相反，当年的列宁对类似的思想，做了彻底的批判。
列宁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者，不排除与这类资本主义民主派的联盟和合作，前提是一点都不能影响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民主派是天生具备两面性的，在面临外来压迫和剥削的时候，他们会和无产阶级合作，一致对外抗争；一旦危机解除，他们就会变成无产阶级的敌人，企图维持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依靠剥削无产阶级，来维护其精英人上人的地位和财富。
所以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唯一的道路——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只有这条路，才能保护劳动者的民主参与，保证国民从形式平等发展到真正的实质平等，而不是让资产阶级继续剥削。
这样的列宁理论，当然对我们揭穿“资本主义民主派”或者说是“改良派”有着巨大的理论作用，值得阐发和推广。
第二种，是要规避把社会主义引导向“欧洲福利社会主义”这样方向的错误道路。
所谓的欧洲福利社会主义，无非就是过去北欧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这样的小国，他们也号称“社会主义”，由于过去这几个国家，在欧洲确实属于第一流的生活，福利水平较高，薪资较为平等，所以被有些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其中一条道路。
其实随着这些年欧洲的经济沉沦，北欧国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高福利高收入社会，本来就是因为特殊的契机而成立的。这几个国家都是地广人稀，资源在欧洲，反而是最丰富的，单单人均资源的丰富性，就让他们不可能贫穷。所以本质上是倒果为因：因为经济资源丰富易于发展，所以高收入带来了高福利，让其“福利社会主义”体制得以成功，而不是因为“福利社会主义”体制，让他们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不但是无可模仿，在中央看来，这些北欧国家，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毛线关系都没有。
这种欧洲福利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是南辕北辙，驴头不对马嘴。当年列宁之所以要成立第三gc国际，就是要与自由主义右翼的第二国际划清界限，自由主义右翼这种“左派的右翼”，其实就是想通过议会制路线，“和平和充满爱地”改善资本主义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北欧就是这一脉流传的典范。但北欧之所以能做得比较好，是因为有充分的资源，可以应用在很少人口规模的国民上，大资产阶级指缝里漏一点，就够底层民众吃的了。
但是其它国家，哪里有这样的条件？凡是采用这样“议会制”方式的gc党，或者社会主义政党，其结局都是死亡——要么变质，要么被洗脑成为资本的附庸。
按理说，北欧体制，随着欧洲的整体沉沦，已经是昨日黄花，谈不上有多大的示范性。但是尤其在欧洲和欧俄等国，这些年其“思想界”，对于“北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反而一直是很热门的理论研究方向。
这种“思潮”同样被中央看破，这是欧洲人作为殖民者后裔的莫名其妙种族优越感的滥觞罢了，他们失败了，但又不想承认中国的胜利，老式的残酷压榨型资本主义不能玩了，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温和资本主义”还能不能玩？参考中国，不如参考北欧，欧洲需要的，是一种非东方的“新社会主义”。
说到底，就是俺们输了，但是俺们不想完全变成敌人那样，俺们自有更好的选择，虽然鬼才知道他们选择的道理在哪里？不过是寻找的虚无缥缈的稻草绳罢了。有趣的是，他们把以前他们污蔑中国和前苏联的台词“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无需努力工作、无需奋斗就能无限满足各种需要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他们宣传的理想——高福利就是社会主义。
列宁曾经批判这种“高福利社会主义”：gc主义社会，不是无限满足消费的高消费社会，也不是人人可以不工作、就能享受一切的懒人社会。gc主义社会，当然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种需要，但gc主义对需求的满足，不是无限的，而是合理的。
所谓合理的需要，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有利于对社会公正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所谓无限的需要，本质是一种无尽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不可能满足的。越是追求满足欲望，人越是变为非人，gc主义社会，是要满足一群贪图享乐的纵欲者吗？那不是扯淡嘛。
在两种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小富人阶层中，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虽然从逻辑上不值一驳，但对于利己主义者的吸引力，是不容否认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党在这些年，坚持毛李主义，结合列宁主义，来实现思想上正本清源的目标。
讲座结束后，陈建业仍然在继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其实思想和理论斗争和发展的重要性，变得更为关键。物质满足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当然就更为凸显。
例如，在中国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党大政府小”的格局，日益强化和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家政体和发展上，党掌握的，类似“立法权”，是权力、原创、路线和方针；而政府掌握的，类似“行政权”，是规则、程序、流程和服务。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大量地被数学算法为基础的大数据平台直接替代，毕竟数学算法，其实就是在固化规则和各种流程程序嘛。
这种替代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数学算法肯定是最公平和最平等的，没有了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影响，政府的行政，就更加廉洁、公平和高效。
当然，这与政府的职能，本身大量地属于按照法规程序性、流程性，并且可重复性地执行的特点，是直接相关的，这样的特点，使得人工智能+大数据服务，在各个层面上，能够成为现实。
这种趋势，在政府逐渐失去了行使职能权力的能力后，让“党大政府小”的格局，变得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格局本身没有党的压力，政府是不可能主动变革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哪个政府愿意革自己的命呢？但在中国，由于党掌握更多权力，就能够让这种数字化政府模式，克服所有的人为阻力，变成现实高效运行的体系，人为干涉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
佛经里的名言：“大道无亲疏，圣眼无贵贱，一切众生，皆以平等解。”在新时代，倒是以这样的一种特殊方式实现了。
陈建业的进一步猜想是：随着现在格局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模式演变下去，未来可能就没有政府了，因为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未来的政体格局，最可能的应该是“人类-机器”为本质的二元体制，党是人类（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多数人群体）的代表，是保障人类利益、gc主义原则和发展方向的先锋队；智能机器则替代了政府，按照党设定、符合多数利益的法规逻辑（数学算法），对人类社会、组织、企业、个人，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服务。
没有一直完美的政体和思想，中国的这一部分，也仍然在发展变化中。
第468章 盛世华章之业与闲
蒋文卓发掉了“最近比较闲”的信息，然后放下了手腕上环绕的个人智能终端，他不由的啐了一口——屁的比较闲，老子是失业了，说比较“闲”，不过是对失业的委婉说法而已，不好意思承认。
他又叹息了一声，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就只好等待国家安排了，那样的话，估计总不会很合乎心意。
电话又响了起来，蒋文卓漫不经心地接通，不过他顺便扫一眼屏幕的时候，突然正色起来，因为来电显示，是国家就业管理中心在这个城市的分部，打来的电话。
“你好，是蒋文卓先生吗？”一个沉稳的男声响起。
“是的，我是蒋文卓，请问您是？”蒋文卓回答。
“我是国家就业调查员董鑫，能否请你明天xx时，到就业管理中心xx楼xx层xxx房间来呢？我需要与你，就你的未来工作进行沟通。”
蒋文卓内心叹了一口气：“好的，我会准时到的。”他内心叹息的缘故，是认为，由于自己没有找到工作，已经接近于自己找工作规定周期（三个月）的尾声了，所以国家会强制安排，而调查员是在安排前，与他进行最后沟通的，总要尽量满足他的需求嘛。
蒋文卓走出了就业管理大楼，他的脸色有点阴晴不定，看了看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居然和调查员沟通了快2个小时，自己都不觉得。
可能是因为太过意外了吧？所以自己追问了调查员太多的问题。怎么也没有想到调查员，居然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发现蒋文卓从小喜欢手工，所以不建议他找工作，或者由国家安排工作。而是让他去进修手工，精进自己的个人技艺和艺术水平。进修的渠道，由国家安排，不限制进修的时间，他进修到老，都没有问题，大数据会监控他的进修情况，确保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沉浸了进去钻研，而不是整天混日子。
他还可以因此长期获得“国民学徒基本收入”，足以保证他住组屋、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如果他在手工上，能够有所突破，要么可以售卖自己的作品，要么可以去相关的机构打工，但那都需要他学有所成，能够一级又一级地通过国家相关领域的考核。当然，那个时候的工资，肯定就不用像学徒时代一样“吃低保”了嘛。
调查员说得也很坦率，现在国家可以生产足够全民充分消费的各种物资产品，反而需要的就业人数，总是用不着那么多的。与其让太多人，非要找一个自己其实不满意的工作，也不具备从国家层面的经济意义。所以新思路是，让一些人不再考虑就业，而是国家支持他们，在自己喜欢的事务上，全心全意地探索，努力自我实现，他们算是提前一批享受“gc主义”按需分配的国民。
蒋文卓理解了调查员说的建议，但仍然被震撼得欲仙欲死，他娘滴这就gc主义了？不过现在出门了，冷静了反应过来，这是国家为了顺利渡过数字化进化的时代，针对就业岗位不足的奇招而已。
很明显，现在的国家进步，并不需要大多数人辛苦地工作了，而是占人口比例较少的科技精英为主，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科技，一直在大规模地替代原来普通人可以做的简单工作，虽然有一部分新类型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出来，但明显是数量不够的，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找到工作。
对于有能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少数人，他们属于“有责任的人的”，但国家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强行赋予其它人也同样“有责任”，不，多数人的责任是其它方面的：例如要保持市场的消费力；要保证个人虽然是自己的意愿，不再被某个不喜欢的工作岗位所束缚，但要做的，必须是任何有意义的事，积极向上的事；要保证社会的生育率，以维护人类社会的规模和市场的完整。所以，这是解放全人类第一步的试点，当然不是去放任个人，混吃混喝一辈子。
人都有潜在的懒病，在完全没有生存压力的背景下，无需就业，让他去朝某个爱好和自我实现的目标，努力一辈子，而不是混一辈子，其中自然必须有一套监管和考核的办法。说白了，绝对的自由，必然导致个人绝对的“腐败”，人还是必须要有些压力的，即使是gc主义社会，也不能让个人进入所谓的完全的自由国度，自由的边界，永远是合理，而不是无限。
所以蒋文卓这样的各方面普通的人，也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不再工作，可以变成一个选项，这是好事；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去全力努力，这也是好事。但蒋文卓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是：如果发现现在的爱好，未来又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东西，怎么办？如果技艺不能升级，一直“吃低保”，算不算人生的失败？难道过几年再找一个其它的方向学习和培训？
蒋文卓又叹息了一声，他还是觉得自己心乱如麻。
刚送走了蒋文卓的调查员董鑫，这个时候也是脸上阴晴不定，最近类似的情形很多，如果是重新安排工作，都很痛快。如果是建议他们，至少短期几年不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是犹豫的。中国人有勤劳的传统嘛，以前国家又是宣传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这样“重新去上学”算是劳动吗？
这确实就是国家最新的就业调整策略，实际上，不能用就业来概括了，在应该算是作为社会主义基石的劳动体系大变革的初期策略，不算gc主义，起码也是高级社会主义的初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