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天生智商和创造性思维，是各自不同的，gc主义社会，不能让头脑很聪明的人，白白浪费聪明才智，为了鼓励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或者从事比较擅长的工作，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肯定会对他们分配更多的物质与待遇，物质待遇虽然要控制，但贡献分以及精神激励则一定要充分，使得他们可以各尽所能。
但人的才能有高下，才能低的社会成员，也要做到免费享受按需分配的各种物质，他们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可以不用工作，而是去做其它有意义的事情，由机器人供养着他们，这也是各尽所能。
过渡期的数字化社会，只能提供相对有限的就业职位，如果强行塞进某个经济系统过多的人去就业，那无非就是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大锅饭，例如前苏联：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出工不出力。
数字化社会的特点，则是与过去相反，相当于一种新的完美计划经济。大多数已经成熟的物质产品，都可以用这样的计划经济来解决生产问题：由于人具有自私的一面，所以底层的计划经济，很难调动员工们的积极性，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并不具备人的思维与意识，那么它就不会自私，它会按照人的意图与指令去工作，既不要发工资，又不要做思想工作，只需编程下达生产指令即可，机器人的生产劳动，就克服了人类劳动力的一些缺点。
如果到了gc主义社会，需要机器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需由总部下达指令即可。gc主义社会，既要结合市场经济的特点，又要结合计划经济的特点，从而克服生产、投资、消费不平衡造成的经济危机，同时克服计划经济模式所带来的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gc主义社会按照全体成员的物品需求数据，下达统一指令，组织机器人进行大生产，实行定量定制，就不会产生相对生产过剩，从而克服了经济危机。
现在的中国，离开这样理想的gc主义时代，自然还远，但无疑实现其中的部分模块，是已经具备了技术和物质条件的。至少人工智能+机器人，定量定制大多数产品的大生产，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当然，目前的情况，通过市场经济向龙头企业低成本订购，也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
所以中央发现，在必要的就业安排之后，如果再创造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业岗位，其实社会的总供给，并不受其影响，反而是社会的总需求更重要——所有失业的人员，消费力不能够下降，否则很可能在经济上构成恶性循环：即就业岗位减少，于是失业增加，于是社会消费降低，于是企业经营收入下降，于是企业裁员，于是失业进一步增加。反过来，不管社会总需求有多少，现在都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建构足够的总供给，完全满足总需求。
本来社会主义就要为每一个底层人民找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看得很清楚——中国最好的策略，就是把失业这很大的一部分人养起来，既不会影响总的生产力，也能保证社会的总消费力不会下降。而养这些人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过多的损耗——本来中国的生产力系统，就足够提供满足所有人的物质生产，无非是多生产了一些，消耗了一些原材料而已。
这他娘的不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换了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做不到，只会发生类似1929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资本家不赚钱，会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会分给快饿死的底层民众，因为剩余价值属于他个人。但在中国不一样嘛，国家代表人民，占据了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失业的人员，作为“大国股东”，享有这个庞大剩余价值的份额，所以国家用剩余价值，把他们养起来，不是最正常的吗？这是社会主义的法理。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养起他们，而是不能把民众养成了“机器的宠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废人，必须让他们有积极的追求，是积极向上的人生和精神状态，做有意义的事情，付出有意义的努力，而不是混吃混喝、浑浑噩噩的社会米虫。
否则，继续工作的那一部分人，当然也会有很大的意见——老子辛辛苦苦工作，发明创造，虽然相比那些废人，多赚了一些物质和精神奖励，但还是不公平啊，100%都是我们劳动所得，为什么还是要大部分都分出去呢？那些废人为我们，又做了什么呢？
所以还是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民创造”，这里的创业、创新、创造并不一定是科学的发明创造，或者是经济企业的经营成功，而是全民的努力，向各个方向，创造有意义而不一定有价值的人类发展，这样一个繁盛的全面成长的体系，才能是一个gc主义的社会。
资本主义有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生产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总需求永远不足。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是财富的积累，也就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然而财富的积累是无限的，劳动者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劳动者的收入，总归不够买回其生产的全部产品，生产力永远“过剩”，总需求当然不足。
另一个则是局部生产的有序和整体生产的无序。资本家“自由竞争市场”模式下，能赚钱就拼命扩大生产，一旦过剩就快速缩减，整体上是无序的，最经典的资本主义危机就是库存危机：过多生产卖不掉，于是停产解雇工人，市场消费下降，产品更加卖不掉，于是破产或者进一步解雇工人，情况向恶性循环发展。
很显然，资本主义的这两大缺陷，都对社会的就业与失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但微观上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经济成分，不能说这样的缺陷，导致的冲击完全不存在。
但现在采用这种“有追求有理想地养起来”的策略，中国就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就业不足，失业过多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较好地实现过渡，其实现在的政策，也并不是临时性的。等到了gc主义社会，本身就要让民众能够实现“自由王国”嘛——人们自我认可和满足，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人工智能和其它现代科技高速发展起来后，中央和民间，大家都逐步看到了高级社会主义，乃至最终gc主义实现的希望——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了剩余价值剥削的问题：劳动最终肯定是由人工智能和各种智能机械主要承担了，剩余价值是全社会整体性的，所以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科技人员和其它对人类发展继续做出贡献的人员，得到的是“贡献值”，因为他们的物质需求，本来就已经彻底满足所需，当然追求的就是物质以外的事务了。
从长期来看，这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另一次竞争：过去的时代，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拢络或是争取穷人，因为穷人有生产能力，有人力就是有生产力，可以创造财富，推翻或稳固统治。
但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也能像中国这样发展到数字化社会，那么很显然，大部分的底层民众，在资本主义精英阶层看来，没有任何的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必然会成为他们眼中的无用阶级，或者更直白一点——垃圾人口。
即使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去想办法消灭这些他们眼中的无用阶级，恐怕其“全民基本收入”福利下，所有的“垃圾人口”，也会被扔进元宇宙的幻梦中，让这些人口，被电子毒品麻醉，醉生梦死而无法挑战新的统治秩序。
显然，现在中国探索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打破这种少数精英与多数民众的时代鸿沟，不让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无用阶级，发生发展。中央相信，如果让大多数人变成了无用阶级，那么全社会必然陷入停滞，最终必然崩溃。
新的模式，其实就是探索两条路径的个人发展：一条是传统的，以科技发展和物质创造的能力而论，随着科技发展这条就业和从业路径，日益属于庞大社会中更小比例的人口；另一条则是创新的，以思想和创造扩散为特色，以丰富人类精神世界为发展方向，它们属于人类中最广泛的群体，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创造，哪怕微不足道。
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差别，在于人类可以掌控的物质，永远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则可以无限丰富。所以不考虑就业，而是“从业”的角度，当然也是精神世界才具备最大的潜力。现在让个人自由发展，等到未来，也许就可以有社会“合力”的项目和方向，让大量的个体，能够为集体的精神目标，做出贡献。
调查员董鑫他们知道，这种就业的调整，会有起伏，因为随着大航天的需求，在未来科技突破后，会对人力就业的需求，有一个庞大的增加，太空中所有的事情，或许大部分能由智能机器完成，但需要人类去消费。例如在太空建设了新城市，那么一些人类在新城市中的就业，自然也就产生了需求。人类从地球向太空分布的过程，本来就是这样的就业扩散过程。
当然，在更遥远的未来，由于人类社会更加庞大，而太空新城市人类就业的需求更少，或许又会回到现在面临的局面，人类的分工，恐怕最终还是以精神满足，作为高等文明的特征，这是多数人生活的意义。
在现阶段执行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就如同这种太空策略的预演：每年国家都根据人口的增量，建设一些科技化的新城市，这些城市，能够在现在，创造出庞大的就业需求，毕竟维系一个新城市，自然需要各种人力岗位，并不能够完全由人工智能替代。新城市如果没有人，也就没有了消费，那建设来干什么呢？实际上，现在每个新城，最重视的就是能够吸引多少人，而不是什么科技生产力有多强，因为没有人，新城市就会连服务业都没有，还谈什么其它呢？
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解决了贫富分化这千古第一大难题之后，正在力图解决千古第二大难题——真正的充分“就业”，只是现在的“就业”，已经不完全是工作，会有很多人“就”的，是自己的人生事业，不是工作。
新的时代，已经推开了一点点的大门。
第469章 盛世华章之币与融
“资本天生有邪性，金融是资本运用的手段，所以最容易被感染资本的邪性。我听了两天金融会议，但对大家的发言，总体可以说是，深感失望，果然是被资本的邪性，感染得太深。”
“人工智能在金融上的应用，中央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那就是用来改善对人民的服务的，重点并不是什么你们现在关心的提高投资效率。很遗憾，很多人呢，已经忘了领袖曾经说过的社会主义金融的原则：社会主义要金融来赚钱干什么？为人民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才是我们对金融一贯的要求。说实话，这两天我听到的，都是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科技，可以让金融更有效率地赚钱，这算什么玩意？金融赚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用金融，去盘剥实业和国民吗？”
台下鸦雀无声，一些金融界的高层，此时脸色极为难看，国家副主席彭国丰对金融行业的发言，可以说是代表中央否定了他们的工作，评价极低。
“金融行业的一些从业者，每天都在做梦，要提高金融行业的利润率。国家过去不允许金融高利率和发行各种高息产品，有些人心不甘情不愿。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大发展，这些人又看到了机会，用科技手段来包装嘛，把名字改成金融科技，一下子高大上了，似乎老百姓和中小企业，就该因此付出更大代价，来使用金融融资了。”
“让我重复一下中央对金融的定位：金融行业，必须是以微利模式，服务实体行业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服务业，绝不允许过高的金融中介费用，因为那意味着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是对人民和企业的剥削。不管这样的金融中介，用什么样的模式和科技来包装，都是一样。”
彭国丰拂袖而去，这场高层金融会议草草结束，等待一些金融高层和金融机构的，是中央的严厉治理和调整。
车里的彭国丰，有点沉重地摇了摇头，金融界，一向是个干部容易出问题的领域。应该像是领袖当年，因为某些人试图推动西方式货币政策（货币超发）而全面治理金融界一样，这一次应该借助有些人瞎搞“金融科技”，而再次全面清理金融界，恐怕不清理不行啊。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是好东西，金融天生就生产海量数据，与之是绝配。但这些人呢，整天想着什么呢？首先是智能交易、智能投顾，想着服务小富人；其次就是现金贷、业前贷（工作前贷款），没办法提高利率，就想着提高手续费，在周期上做文章，7天收一轮手续费的“绝招”，都想出来了，这完全是想着盘剥老百姓。那么问题来了，服务富人、盘剥老百姓，这些人还算是人民的干部吗？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人热诚地推动“金融创新”，不断试图推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新金融产品”，推崇金融科技的发展。说白了，就是把毒药掩盖在鲜亮的包装之下。他们如此的热忱，还不是因为钱财过手，于是满手沾油？
看样子，那个“中央小微企业及个人金融服务数字平台”必须要尽快推出了，不过在此之前，总要先杀人祭旗！不对金融界进行一轮大清洗，也无法为新模式，创造良好的启动环境。彭国丰的眼中，有寒光闪过。
刘汉祥汉面无表情地听着台上专家对“中央小微企业及个人金融服务数字平台”这个中央即将重磅推出的超级数字化平台的详细介绍。
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他内心是极为震惊的，因为这是对银行和金融机构体系，经营金融商品上，不折不扣的夺权，看样子中央对于金融行业服务民间的金融产品上，五花八门的各种花样，早已深度不满了，这个系统显然反应了中央的这种思路：给你们权力不好好搞，那就干脆剥夺了你们的权力。
他内心感到有点沮丧，未来的中国金融，能让从业专家“自由发挥”的余地，会越来越小，直到完全被一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管控的数字化体系取代。这本来就是他曾经不断思考的未来，但现在中央真的往这个方向，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是此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如果是以前，恐怕还有很多人，会对这个新系统，吵吵囔囔不服气，但现在刚刚大清洗完，一大批人被发现屁股不干净，因此进了监狱，还有被杀头的，谁敢啰嗦呢？整个行业，都是灰头土脸的。因为中央定性，过去几年的金融发展，是走岔了路，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
刘汉祥自己也属于“漏网之鱼”，作为交行的一名副行长，他的领导行长以及多名业务骨干，都已经“下岗”了，甚至有人已经进了监狱。他能好好地呆在副行长的位置上，不能不说他个人一贯的小心谨慎的作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此时收敛了内心的震惊，全神贯注理解这个新的系统，某种意义上，这个超级平台本身，就反应了中央的金融工作路线。未来要做好本行的金融工作，不深刻理解是不行的。
“中央小微企业及个人金融服务数字平台”，是全国有数的几个需要应用超级规模的算力，作为支撑的智能大数据体系。因为它服务的，是全国几千万家的小微企业，更是服务中国20多亿的国民个人。
这个系统，首先是一个“收入-消费”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例如对于个人，它能够通过常年累月地跟踪个人的收入、消费、习惯等数十个参数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分析，对个人进行金融大数据画像，相对精准地计算和预测短期（一年以内）和中期（三到五年）的个人金融融资需求和偿债能力。
过去很多银行，也宣传自己的系统，能够做得到上述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和画像，但刘汉祥知道，那基本上是吹牛，因为银行能得到的个人数据，是有限的，与中央能够获得的广度和深度，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个中央平台，在真正高度真实性海量数据喂养下，出来的人工智能，其对个人金融行为和能力的把控，当然不是单独一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既然能够对个体（个人或小微企业）实现高度“理解”，那么自然可以对个体金融服务的边界和类型，进行很好的规划。说得直白一点，未来个人想向银行借钱，能借多少，根本不需要个人去和银行商量，因为借贷两边，说的都不算数，只有这个超级平台，说的才算数。
当你决心借款时，不管用途是购买组屋、买车还是其它消费，这个中央平台都会给你一个直接的答案：
要么直接否决，小伙子或者小丫头片子你在瞎想啥呢？根本没有消费能力，就不要做白日梦了——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敢于违法借钱给你。
要么符合逻辑和能力，那么平台会给出一个完整的财务方案：可以借多少钱，利息是多少，哪些银行产品可用，每个月要还多少钱，按照目前工作情况，收入和消费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个借钱的额度是算出来的，既要根据个人的收入能力，又要根据个人现在借钱的目的需求，还需要考虑家人可能的支持幅度等等。
整体上，这个超级平台运行的底线，是要保证国民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借贷，不会超过其能力范围，不会因此而出现债务无法偿还的情况。所以这个平台开始运行后，是带有强制性的，除了亲戚朋友家人之间的借款，它无法干预，只要是金融借款，它就都有超越银行的强制性。
一旦发生金融借款，借款金额、利息率、周期、还款方式这4大要素，就由这个超级平台的人工智能决定，被锁定在一个财务方案之内，银行和个体，都只能严格执行。想要不严格执行也没有办法，例如个人想这个月不还款，虽然不会强制把你的钱划走，但是会被锁定——你无法再调用这笔钱，人工智能会不断提醒你，不还钱，你的小日子，眼看就没法过下去了。通过这样的方法，让个人根本无法毁约。
在贷款交易发生前，超级平台已经对个体的还款能力，做了充分的预估，一定要限制在个人的能力之内嘛，所以整体是趋向于保守的，要留有余地，因此借款不足以达到个人的预期，那也没有办法。这本来就是中央的意图——小年轻不顾自己的能力，一冲动就瞎消费或者要创业，当然在借款上要严格限制，不能让一次冲动，毁掉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
全国20多亿人的财务金融数据喂养下，这个超级人工智能，会变得极其强大，显然未来将超越一切的银行金融体系，单独能够提供的服务能力。
刘汉祥听到这里，内心已经是冰凉一片。虽然没有听到专家谈银行端，但他敢断定，未来所有银行搞的个体贷款产品，都没有必要了。他娘的超级平台的超级ai，已经给你规定好了，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中介负责签约和后继服务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没有权力可言。而且你还没法说，因为超级平台决定的这些个体业务，无论是风控、金额、利息率等关键要素，都是符合国家政策，以及银行的运维体系的——你不要想多赚钱，但也不会让你少赚钱，恰恰好而已。
超级平台对小微企业的管理，自然要比对个人更复杂，因为除了涉及小微企业的老板股东个人以外，还涉及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不过大致的逻辑是一致的——逻辑就是保守和谨慎，这显然是因为小微企业的失败率，是最高的，扛不住市场的波动风险嘛。
例如现在这个平台对小微企业的放贷管理，实行的规则之一，就是贷款总额不超过企业主年“机动”收入的35倍，评估分数高的可以放到5倍，低的就只能放到3倍。这显然是做好了准备——如果失败破产了，这个小老板老老实实上5年班，可以还完此前的贷款，生活还可以从头再来。要是放大杠杆到10年或以上的话，说不定就完全栽进去了。而且这种评估的前提，当然是国家要控制住利息率和还款周期，不能让银行瞎搞。
让刘汉祥感到内心冰凉一片的，并不仅仅是发现银行的个体业务基本上“game over”了，他还联想到了未来的发展，例如结合到货币层次的新金融模式。
数字人民币（dpc）已经普及，现在国民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现金，支付主要是使用dpc钱包，以及钱包附带的免费支付系统。这些drc钱包，是银行个人存款业务的基石：个人无论是支付还是存款，都是要以银行账户为前提嘛，这些dpc钱包，不过是银行账户的前端罢了。所以有dpc钱包，才有存款业务。
在中国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不过是为央行打工罢了，通过代理运营央行发行的借款凭条（即货币人民币），来赚取中间的各种服务费和利差，商业银行的本质地位，是央行与人民和企业之间的金融中介。
这个超级平台已经在证明：央行在未来，可能无需商业银行来扮演这种金融中介的角色了，因为人工智能加大数据科技的超级平台，足以替代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一切角色。
这是一场潜在的金融革命！刘汉祥突然觉得自己想通了，他的脸色不由得都变了。这不就是中国革命在金融上的重演吗？商业银行虽然也是国家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央行与人民和企业之间的“剥削食利阶层”，以前需要这个“阶层”存在，是因为央行不可能靠自己，服务好中国那么多的企业和人民，但现在呢？基础条件完全不同了，央行做得到！
他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现在央行通过这个超级平台，是在做局部的放贷，其中通过银行的终端服务部分，是完全可以取消的，让个体与央行平台签约又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现在无需那么激烈而已了；同样，未来这个体系扩展，央行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直接做存款呢？反正都是一个超级系统，能够管理到所有的个体。央行不需要太多利润，所以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差额极低，肯定受到个体欢迎，其实商业银行难以竞争。
这个流程，现在其实已经跑通了，已经可以不需要商业银行了。央行通过发展类似今天介绍的超级ai大数据平台，就可以贯通整个常规存贷业务，这是金融的基础！未来的商业银行，恐怕都只能是作为“投行”生存，与那些风投资本类似，利用募集和自有资本，进行项目、资产和风险投资，赚取利润生存。而过去的民众、企业的常规存款贷款，这种天然的基础业务，就会与商业银行无缘了。
一通百通，刘汉祥觉得自己完全理解了中央的思路——央行直接管理的超级ai大数据平台，都要替代和接管商业银行的日常业务了，这种接管，将带来服务人民和企业金融成本的极端廉价，去中间费用，实现“廉价金融”嘛。结果倒好，金融界的一帮人，还在做白日梦，要用金融科技追求高利润。这不就是与中央发展金融的政策趋势，背道而驰吗？他娘的不削你削谁？这场大清洗，完全是自找的！
刘汉祥抬头看了看台上仍然在口沫横飞的专家，不由得感叹，过去中国的金融理论，毕竟还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几代人都深受影响。但是西方的金融学，与中国要求的“人民金融”其实差别很大，未来可能差别更大，这是意识形态上，根本的敌对，是不可能弥合的。金融界之所以屡次偏离中央要求的方向，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理解何谓人民金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还是偏向西方式的金融发展思维。
西方金融，追求的就是极致的金融效率，看穿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一笔资金一年如果能够周转20次，哪怕每次只赚1%的利息，那也是年化20%以上的高收益；但如果一笔资金一年只能够周转一次，那怕这一次赚到了10%的利息，那从年化来看，也是低收益。
为了追求利润，就必须追求高周转率，但哪有那么容易呢？所有的生意都有必要的周期的。所以就有了替代的方案——高杠杆，100万出借1年，只能有10%即10万的利息，但如果100万的本金中，有80万都是来自民众募资，只需支付5%的年息即4万，那么自己的20万本金，最终赚到的就是6万，这是年化30%的高收益。
但是30%收益要等1年，效率太低了。能不能把20万本金、年化收益6万这笔借款，做成衍生产品卖掉呢？例如在1个月内卖掉，拿回20万本金加1万的收益，其余的5万利息，留给那些愿意等待1年的借款人。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贷款20万，1个月就赚了1万，月息5%，年化60%，牛逼大发了。
这套玩意，对于利己主义者，当然吸引力非常强，但问题是，有人发大财，而底层人民在这个结构中，算什么呢？
这就是金融界一些人，屡次与党中央意见不统一、阳奉阴违的思想基础。赚钱太香了嘛，至于底层人民，关老子什么事情？
刘汉祥现在，觉得自己已经看得到这些人的末日了，中央现在这样的推进，最终会让那套西方金融逻辑，在中国完全失去了所有的基础，唯一还剩余彼此之间有相似之处的，大约就是对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了，不过其实也只是形式相似：西方风投关注的，是企业的盈利模式，能不能在短期内上市；而中国国家风投关注的，则是企业包括其所在行业，长期的发展潜力，对于短期，并不是太在乎。
私人资本的所谓高效率，是建立在高度的剥削性下面的，一旦不允许高度的剥削，就根本没有高效率了。
专家的演讲完毕，刘汉祥与台下的其它人，站立起来，热烈地鼓掌。虽然自己在商业银行工作，未来工作的前景不明朗了，但是国家通过这一步，让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可喜可贺，谁还没有点情怀呢？刘汉祥觉得，自己可没有被资本的邪性污染。
第470章 盛世华章之道与理
西元2021年1月的1天，彭国丰来看望赵云腾，他在3月即将担任新一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接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大职务。
他现在和他心目中的“赵老爷子”的聊天都比较轻松，因为赵云腾年事已高（95岁了），虽然头脑清晰，说话也没有困难，但毕竟精力不比当年了，所以彭国丰基本上已经不再与老爷子多谈国事，基本上都是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不过今天他们聊的话题也不算是轻松的话题，严格意义来说，这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大道理”的大课题——中国应该如何最终实现gc主义？
彭国丰提出这个话题，正是因为他最近在施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时产生的想法，中国现在物质的生产力水平很高，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发展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在这样的前提下，越多越多的领域，似乎都可以开始实验“按需分配”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gc主义社会的苗头已现？
如果再通过几十年的奋斗，在经济和科技层面，实现了中央一直在推动的两大目标：星辰大海大航天获得了无限资源，以及虚拟世界元宇宙，将物质世界映射，并以此为基础，向无限的虚拟世界发展，那么gc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可以宣告初步进入了？
赵云腾哈哈地笑了：“哪有那么容易？以前领袖形容gc主义，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你仔细品一品，要实现这八个字，有多么不容易。”
彭国丰感慨：“确实不容易。再有几十年，我们或许大致可以做到按需分配，但并不能实现各取所需，按需分配是接受组织分配的被动，各取所需是主动而自觉，其中精神层次的差别，完全是天上地下。要是勉强的各取所需，只能是部分人，拼命地索取远超过自己实际所需的物质。更不要说各尽所能了，要人主动奉献，这需要的精神层次，又要比各取所需，高了足足的一个大层次。”
“您说得没错，我们离开gc主义的距离，仍然是非常之遥远。”
赵云腾的感慨，要比彭国丰深得多，他说道：“发展到今天，大多数的党员干部，才算是真正看到了gc主义的前景，这对于纯化党内的信仰很有作用。在科技和经济落后的过去革命年代，可没有这样的能够让人感受到真实性的信仰环境。”
彭国丰有点开玩笑地说：“难道主席和领袖他们那一代的党员干部，并不是信仰gc主义的人居多吗？”
赵云腾却不是开玩笑，他正色地说道：“以我个人那些年的观察，恐怕这正是事实。在那个年代，gc主义的一切美好设想，相比起残酷落后的现实，离开人们太过遥远，要让党员干部，能够发自肺腑地信仰，并不容易。与其说他们信仰gc主义，不如说是一群人从地狱中仰望天堂，信仰的是通过同志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创造一个不断向着美好发展的新世界。”
“更多的同志，也不是相信gc主义，而是害怕失败。这一群人在一起奋斗，创造了奇迹，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团结奋斗，向着gc主义的信仰发展，这条路径证明了大家的力量，证明了方向的正确，所以他们要维护这种共同奋斗的体制，哪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gc主义，如何去实现gc主义。”
“再有的，例如一些旅欧派，那是对西方、对资本主义的理想破灭。他们到了西方，才发现那是个什么垃圾社会，更不要说那个年头，西方列强对有色人种、对落后国家的人，都不当人看。所以他们的反应是，既然你们这帮王八蛋，不想让我们活，那我们就要找到路，来反抗和打败你们，于是他们找到了马列主义。”说到这里赵云腾停顿了一下， 他想起原时空改革开放后，有些人“一出国就爱国”，其实与当年旅欧派的心态，是一致的。
“人性是复杂的，相比于人类精神实现gc主义，单单物质上实现gc主义，要简单得太多了。”赵云腾又补充了一句。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内心叹息了一下。或许是因为年老了，他反而时时回忆起原始空的一些事情，人面和细节或许模糊了，但有些事实反而更清晰。
原时空大几十年的奋斗，物质生活改善了无数倍，但人民的精神层次，却仿佛仿堕落了很多，一起向钱看、一切向利走，“热情”变成了“冷漠”，“淳朴”变成了“滑头”，乡里乡亲，变成了漠不往来。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层次上升了，但精神境界上，反而倒退了吗？
赵云腾原来以为原时空，确实就是精神层次下降了。不过最近这几年，他不再这样简单地认知了。他现在的看法是，对于大部分的民众而言，精神层次从来就没有上升过，只不过在前三十年的短暂时期内，得到了意识形态的一定激励；而在前三十年以后，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变迁，个人受到的精神冲击，远比前三十年大，所以每个人的精神防御体系，都开启得足足的。总体而言，不过是同一个精神层次，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罢了，谈不上什么高低分野。